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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致”（build ShipsCheaply and drive them to 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资本30000镑）。这公司由不同之“厅”（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担公司一半的债务。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原来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过去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杀戮迁移。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 de 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
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更为苦楚，再加上失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反有倒退趋势。当日的旅游者指出阿姆斯特丹乞丐触目皆是。童工6岁开始工作，夜以继日，终年累月，既无假期也无星期日的休息。工人的集会则有严禁，1692年的禁令甚至以死刑相威胁。改革的要求虽见诸文字，但还没有人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荷兰共和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她在国际间的地位，以历日上（chronological）的17世纪为最高，亦即1600年到1700年间。此后她的领导地位为英国取代。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国家所开创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作超时代的扩大。此外，还有诸种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信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伊朗在20世纪尚不能如此，遑论及17世纪之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