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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这是多么人性的优优！多么善良的优优！多么浪漫的优优！可我也能想起，在那间名叫平淡生活的小酒吧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优优用她的故事，与我讨价还价地争执着几张钞票；也能想起，同样为了几张钞票，她情愿以自己宝贵的少女之身，来博取侯局长这种人的一时快意；也能想起她对乖乖已失去耐性的痛恨和厌烦如何愈演愈烈，如何溢于言表；想起她在警察拘捕她时，随兴而来地大打出手……这又是多么现实的优优！多么粗野的优优！多么无知无畏，不重贞洁，缺乏自制，任性而为的优优！ 也正应验了我原来与凌信诚所做的分析，现实的世界永远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复杂百倍，复杂得有时会让人陷入一种不可知的迷茫。 就这样一连数日，思潮难平，之后自然联系到我的电脑中，那篇尚未完成的爱情小说。优优的人生结局，对于展现一个走进繁华都市的打工少女成长道路上的正常与反常，起伏荣辱中的幸与不幸，个性与现实的和谐与碰撞，命运进程的必然与偶然，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与不确定性，等等，均有大书特书之处。但我同时又不得不担忧假若如此描写展现，对作品的商业性将产生致命伤害，因为尽管写出人物表象与其人生归宿的关联与无关，写出逻辑性与非理性的并存不悖，对小说的深刻程度与真实程度，大有帮助，但对于那位翘首以盼的电视投资商来说，却不是好兆头。电视剧毕竟是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需要简单直白，过于复杂难辨的人物心理，远离规则的人物命运，会让观众如坠云雾，好人坏人头绪不清，爱谁恨谁无从选择，拍得好也只能是一部“小众作品”，只能供少数知音慢慢玩味，细品个中深奥，但播出后的收视率统计，则肯定是一塌糊涂。
第四部分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图）
在重新对小说的定位进行推敲之前，我出于大哥和朋友的义务，去医院看了经抢救再次复苏的信诚。我看着他更加削瘦苍白的面容，心中备感怜悯。这样一颗先天不足的心脏，却偏要承受多重打击，丧父丧母之后，又尝丧子之痛，仿佛命中注定，要孤独一生，而且命中注定，要与自己相爱的女人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能感到，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虽经医生努力救治得以恢复活力，但从他的面容及眼神当中似可发觉，这颗还在有气无力跳动着的心，实际上已经死了。 在我看望凌信诚的那天，仇慧敏也到了医院。她被两位警察带着，来与儿子的遗体告别。我作为优优和信诚的朋友，并且作为他们爱情的月老和证人，按先入为主的感情，当然不太喜欢这位姓仇的女人，以及她的男友姜帆。但我可以想象这位戴罪服刑的女人，当看到从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拉出那具亲子遗骸，心中该是怎样一种伤痛。人非草木，骨肉有情，何况她是一个母亲。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分局民警事后叙述，仇慧敏看到孩子时没有放声号啕，她只是抱着她的儿子，抚摩他的全身，连每个小小的手指脚趾，都一一摩挲遍了，其情其景，让在场旁观之人，无不动容。 在和儿子告别之后，仇慧敏坐在太平间外的走廊里，压着声音哭了很久，很久以后她才恢复平静，提出要去看看孩子父亲。警察出于同情马上同意，将她领到凌信诚的病房。仇慧敏走进病房后便扑在凌信诚的身上放声大哭，那时我也恰巧在场，我记得四周除了那凄厉的哭声之外，万籁俱静。 凌信诚半躺在病床上，木然地让她抱着，眼中含泪，口中无声。仇慧敏痛哭之后，突然起身，用尽全力，在凌信诚瘦弱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那一掌将凌信诚抽得双目紧闭，口角出血，脸上也现出了几道红红的指印，脸孔歪在一边，几乎窒息。警察们这才一拥而上，连劝带喝，拉走了这位全身瘫软的母亲。 仇慧敏被拉出了病房，没再回来，显然已被警察带离。屋里只剩下床上索索颤抖的凌信诚，和在床边木然而立的我。我慢慢地坐在床边，轻轻抽出床边的纸巾，想替信诚擦擦眼泪，不料眼泪越擦越多。凌信诚细弱发抖的声音，断断续续，从痉挛的胸腔隐约透出。那是一种非人的哭号，一种压抑的泣呓，一种接近于崩溃的哀鸣。 “是我害了……我的儿子，是我……害了优优，是我把他们，全都害了……” 优优被捕之后，最先来找我的，是优优的大姐。 她是让阿菊陪着来的，在优优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开我的家门。人还没有进屋，优优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门外的地上。 我和阿菊一道，扶起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进屋子。我给她们倒了热水和饮料，但没人去喝。优优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时拉住。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劝慰，让她坚强一点，有话快说。 她们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优优。她们不相信优优会那样伤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面对这位只会以泪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机关自会调查甄别，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甚至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向她们进行了如下讲解：即便公安机关有所疏漏，还有人民检察院认真把关。即便检察院认定优优犯罪，还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确认。法院审案子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组织合议庭一起商量。再说就算法院判了，也还可以上诉。上诉就有可能改判减刑，最多维持原判，加刑是不可以的。再说还有律师。律师都是最懂法律的人，会帮助优优据理申辩。 在我如此这般的开导劝慰之下，优优大姐渐渐平静下来。在我把这位半信半疑的女人送出家门的时候，我悄悄问了阿菊：“为什么优优姐夫没来，他难道不关心优优？” 阿菊也同样悄悄地，用最微小的动作，点了点头，说道：“她姐夫躲起来了。” “躲起来了？”我表示惊疑，“难道他也牵涉进去了？” 阿菊摆手：“不是躲公安局，他是在躲凌信诚。他怕凌信诚派人找他还钱，要他那辆车子。原来凌信诚见了面也叫他姐夫的，现在优优干了这事，那还不成了仇人。” 我想也是，亲仇之间，常常只是一夕之隔。 关于优优的案子，我也通过分局的熟人，设法打听过侦查进展的内情。据一位办案民警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情节简单，证据充分，方向明确，没有第二个嫌疑人，所以很快就会侦查终结，提请起诉。估计检察院同意起诉，应不成问题。 果然，半个月后，我听说公安机关已将优优的案子移送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抓紧进行。据公安分局的熟人透露，此案因是针对儿童，且情节特别恶劣，所以惊动政府上层，已有领导同志专门批示，要求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尽早审决，及时宣判，以安定社会，安定民心。 就在优优被公安机关提请起诉不久，凌信诚从医院回到家里，仇慧敏也刑满到期释放出监。乖乖的葬礼一直在等他的母亲，等她恢复自由之后，才在西郊万安公墓举行。参加乖乖下葬仪式的，除了凌信诚与仇慧敏外，只有照顾乖乖的保姆，和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姑妈。 姑妈在北京住了一周，天天陪在信诚左右。在姑妈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仇慧敏打来电话，提出想来信诚家里，看看乖乖住的地方，和孩子生前的遗物。 仇慧敏是独自一人来的，她在乖乖住的那间屋里，看了儿子的小床，儿子用过的被褥，和儿子的每一样玩具。那些玩具有些还是新的，刚刚买来未及拆封。那些被褥用手摸摸，尚能感到些许余温。看着她将孩子的遗物遗像抱在怀里，一一摩挲，那位一直陪伴乖乖的江苏保姆，禁不住失声痛哭。凌信诚也同她一样，泪流满面，哀伤已使他的面色枯槁，眼大如灯。 仇慧敏也掉了眼泪，但只是唏嘘几下，没有放声。比起保姆和信诚，她已有了更多的镇定。那天她和凌信诚坐在宽大的客厅里，进行了久违的长谈。从孩子的音容笑貌日常起居谈起，那些彼此会心的回忆，伴随着哽咽与叹息，将两人的关系重新拉近。毕竟，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共同的快乐，现在又有共同的悲伤，他们都深爱着同一个孩子，那孩子是他们的见证和结晶。
第四部分打工者的成长和遭遇
长谈之后，在分手告别的时候，凌信诚不忘提到：他父亲生前承诺过的那笔三百万元的钱款，他会马上兑现。他让仇慧敏给他一份现成的存折，他好把这笔巨款直接存到里面，免得彼此现金授受，还要费时一一清点。 而仇慧敏对这笔钱款，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衷。她告诉信诚，当初她想用孩子换钱，是为拯救舅舅的工厂，舅舅从小养她成人，她既受深恩就该反哺。可现在舅舅的企业已将破产，那钱投进去也是白投，顶多便宜了那帮如狼似虎的债权人。仇慧敏说她现在关心的只是信诚，她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只要能让他开心，只要能让他的身体和精神，尽快复原。 凌信诚对仇慧敏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也希望她好好保重，不要被忧伤纠缠。分别时他起身把她送到门口，在开门前这位初恋情人突然拥抱了他。 凌信诚一动没动，任凭她抱着自己细瘦的身躯，任凭她亲吻了自己的脸颊和脖子，他听到她轻柔如丝的耳语：“你想让我再给你生一个吗，再生一个和乖乖一样的儿子？” 凌信诚没有回答，但他抬起双手，轻轻地抱了一下仇慧敏。他用这样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感谢。只是感谢而已。 凌信诚在与仇慧敏见面的次日，便派人为她办理了三百万现金的入户手续。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与仇慧敏见面的事情，然后说到了优优。 他问我是否知道优优的案子有何进展，优优是否已经承认作案。他同时表示相信公安机关会进行细致的调查，因为到了法庭一切要凭证据说话。但他并未对我掩藏他的心情，他说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个念头作怪，总让他满心希望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最终证实凶手不是优优，他说虽然乖乖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此事与优优无涉，他的内心会好过许多。 我理解信诚的心情，我明白他还爱着优优，所以他的直觉到目前为止，依然被这种感情控制，他不相信优优会杀他的儿子，他不相信优优会干这事。 我毕竟不是公安人员，我毕竟不是办案民警，对他的直觉我无法呼应或者反驳，无法表示是与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笼而统之地劝他相信法律，以证据为准。我告诉他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开庭。这种案件按规定一律公开审理，到时一切证据都会公之于众，一切真相，都会随之大白。 在与凌信诚通话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说有件事情，是关于优优的案子，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放下电话之后没有耽搁，立刻按对方在电话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检察院办公的地方。在一间相当正规的接待室里，我受到了检察院一位官员的接待。尽管我一路上预想了多种可能，但那位官员话一出口，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请问您与凌健安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丁优是什么关系？” 那位官员这样问我，我想了一下才镇定回答：“我们算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