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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步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当然最难的还是喜剧。写喜剧，如果不沦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也。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 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著，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舞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静蕾捧为当时全国的头号青春偶像。投资商说：你还是写情感戏吧，小情小调你不是很拿手吗？最好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实现在可是流行得很呢。 这我知道，多年以来，关于个人情感隐私的纪实文学经久不衰，很多强势媒体都辟有专栏，在我居住的北京市，就有北青报的“口述实录”和晚报的“五色土副刊”等，都有极高的阅读率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这类文学也成就了不少“码字儿”的“腕儿”，如安顿等。但我依然心存顾虑，既然早就有“腕儿”在前，我再照猫画虎地“情感”一番“实录”一番，恐也难有新意，亦有学步之嫌。但投资商不以为然，他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发表时，形式上是小说，实际上就是“情感实录”。那篇小说最早的素材和最后的格式，确是我对一个退役女民警的采访。从作品发表的时间上看，我应当算是这类文体的前辈。那些靠这路子造化成名的作家，说不定还是跟我学的呢。 投资商的这番话与其说让我有了信心，不如说让我为之感动。我从小比较自卑，因此对一切夸奖的话、吹捧的话，总是内心渴求，情愿当真。为了不让鼓励我、推崇我、看重我的人失望，经过数日思考，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约了一位多年没什么来往的老同学，一个外号叫爷们儿的报社记者，在“谭鱼头”吃了一顿晚饭，郑重地向他请教写作情感实录的门路。 请教门路，说白了就是请他推荐介绍一点线索。他们当记者的，接触社会层面广泛，上至显贵名流，下至引车卖浆，无所不有。果然，那天晚上就着热腾腾的“谭鱼头”，我的这位老同学向我批发了一堆满腹爱恨情仇的痴男怨女，这些人大都来自报社的读者阶层，读了别人的爱情波折家庭不幸，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一述平生。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的姓名地址一一找到了那几位渴望倾诉的“苦主”。他们大多身居白领，学历较高，甚至事业有成，但感情生活颇不如意，牢骚满腹，感慨良多；或过去受过挫折，至今难以自拔，谈起往事，不堪回首。可惜他们的倾诉，主观感受太多，具体细节不够。议论和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客观事件则相对单薄；纵有一唱三叹，当时听来满耳酸楚，无奈事后看看笔记，不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包了二奶设二房，或负心老婆贪富贵，跟着金钱走他乡……之类。谈了四五位，如果要写成电视剧的话，那点素材加起来也只够写两三集的，而投资商的要求很明确：二十集！电视剧不够二十集，什么广告都不愿跟上去。 无奈，只得再找老同学爷们儿，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线索。爷们儿想了想，有些迟疑地，又说出一个人来，“那你去找找她吧。”他说，并且当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写完后又主动打电话和那人联系，把我想去采访的意思说了。看来对方不太积极，爷们儿在电话里和那人拉扯半天，又唧唧咕咕说了些意焉不详的耳语，才算搞定。他替我约了那人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时间是晚上九点，让我们双方都到吧台，各拿一份北京晚报作为标识，跟特务接头别无二致。
第一部分一个精灵古怪的人名（图）
我知道“平谈生活”是个“静吧”，人一向很少，比较适于谈话。 我谢了爷们儿，问：“这也是你们的读者吗，有她给报社的来信吗？” 爷们儿笑笑，说：“不是读者，是我在一家医院认识的。” “噢，你们是病友？”我有几分意外。 “不是，她是那个医院里的护理员。” “护理员？” “我有一阵在医院里采访，和这人聊过。后来我又打电话约过她，跟她算是熟了吧。你去跟她聊聊，要是有你需要的东西，就聊下去，要是聊着没劲就随便扯两句然后走人，给她个五十块钱也就成了。” “五十块钱？还要给钱吗？” 我以为耳朵听错。 “没错，”爷们儿的表情很平常似的，说：“他们这种外地打工的，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给钱就行。我刚才已经替你砍过价了，要是只谈一两次或者两三次，每次就给五十，要是谈的次数多，每次给个二十三十也就行了。我记得你上次写《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回，不就谈了二十次么，最后写成剧本了，不多不少正好二十集吧。你这回打算写几集呢？” 我也不知道这回能够写几集，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命题文章式的剧本我到底能否写得出。我低头看看手中那张纸条，在那个毫无生气的电话号码旁边，却飘着一个精灵古怪的人名： 优优。 优优，是女的吗？ 爷们儿暧昧地笑笑：“当然是女的，发一男的让你谈半天还得付他钱，你还不把我骂死！” 我也冲爷们儿笑笑，顺势调侃一句：“长得漂亮吗？” 爷们儿说：“你到底是去情感实录呀还是情感实践呀，要想实践我给你另找别人，起码找一门当户对有共同语言的。别那么不开眼，见个外来妹就想入非非。” 我收了字条，笑着告辞：“君子不夺人之爱，你只管放宽心吧。” 第二天晚上，我提前十分钟来到“平淡生活”酒吧，那酒吧暗藏在一条小街的深处，一向默默无闻。我推门进去，看到这里与往常一样，每个角落都晦暗不清，只有吧台被灯光打出一片温暖的亮色，在那片鲜橙般的亮色里，已经坐了一个人，看背影是女的。门外秋风乍起，可她仍然一身夏装，看起来有些单薄瑟缩。 她背朝着我，正在翻着一份北京晚报，听见门响，就回头看我。她的第一道目光并未投向我的面孔，而是盯住了我手中那份同样的报纸。 我向她注目，并示以微笑。 她马上还以微笑，却笑得勉强而又短促，甚至还有几分尴尬。在我看清她的面容之后，我猜测了她的岁数——也许她只有二十岁或者更小。她脸上的稚气增加了我的沉着与自信，并且让我很快找到了适合的语气：“你是老余介绍来的吧，我们去那边坐好不好，那边舒服一点。” 我一边说，一边率先向里面的角落走去，语气中的成熟和主见，甚至带有一丝命令的威严。那女孩果然听话地跟上来了，亦步亦趋地随我走向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又随我在那张小桌的面前，拘谨地坐下。 我的语气虽然严肃，但我的面容始终和善，用淡淡的笑意，竭力消除她的局促。我为她要了一杯果汁，为自己要了啤酒，然后，开始了交谈。 我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海岩，作家。你呢？”我问：“你就姓优吗？” 女孩说：“我姓丁，我叫丁优，他们都叫我优优。我知道你，你写的小说我看过。你说世界上真有你写的那种爱情吗？” 我笑笑：“总归有吧，比较少罢了。” 优优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声：“也许吧，像我们这种人，就更碰不上了。” “为什么？” “因为穷啊。没钱，有谁爱你！” “也许，有钱的人会爱你吧。”我这样说，口气有些玩笑，其实并非玩笑。 优优笑笑：“我宁愿爱一个我爱的人，不愿爱一个爱我的人。” 我也笑笑：“你爱的人也爱你，不是最理想吗。” 优优收了笑，没有接下去，停顿了片刻，突然问道：“今天咱们就谈这个吗？” 我把一只笔记本从包里取出来，说：“呃——我想，先谈谈你的家吧，你是哪儿人？” 优优没答，反问：“咱们要谈多长时间？” 我看了一下表：“怎么，今天你还有事吗？” 优优说道：“余大哥没跟您说吗，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是时间长的话，还得加钱的。” 我不禁有点反感，看着那张年轻的脸，那脸上只画了很淡的妆，但已足够漂亮。那种漂亮所代表的气质，是宝贵的青春和朝气，与我耳中听到的话语，显得格格不入。这让我觉得那张好看的脸皮，不过是一副精美的面具。 其实我也明白，这些外来的打工妹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有如此商人嘴脸。就像有的少数民族人人能歌善舞一样，这些出门在外挣钱活命的年轻人，飞进大都市这片树林子，时间长了哪有善鸟。他们万事不离交易，且交易的路数，就跟当年地道战那部电影里的台词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 我说：“没有啊，老余跟我说谈一次最少两个小时以上。如果谈个两三次，一次五十，如果超过三次，二十就行。要不然咱们打个电话问他。” 优优愣了一下，显然没听出我的话中有诈。心虚了片刻，退缩回去：“大哥，我看出您这人挺好的，我也不想为难你。反正我也来了，今天就先谈吧，五十就五十吧。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多谈几次，我把我的事都告诉你，我还知道好多别人的事，我都可以告诉你的。这一阵反正我也没事，可以随叫随到的，那咱们就两个小时算一次吧。” 我点了点头，于是成交，谈话重新开始。但这时候我对这场很可能仅此一次的采访，已不抱太多收获的幻想，我在记录本上未着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