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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社会学说与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没有根本的不同，它们都体现了新生知识分子阶层对政治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墨子的“尚贤”、“尚同”的主张上。所谓“尚贤”，就是不要仅仅任用亲贵、在固有的贵族圈子里选任政治官吏，重视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有才有德，利于政治上的治理，就要大胆任用。这代表的不是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也不是小生产者的利益，而是新生“士”这个阶层的利益。所谓“尚同”，实际上是政治运作上的有效性，能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反映着政治社会的要求。他与儒家和法家知识分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儒家和法家知识分子承认当时正在扩大着的政治统治集团与普通社会群众这两个阶层的分化，并在这种分化中看待自己的社会作用。他们是自觉地为当时的政治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是从巩固和加强他们的政治统治的角度提出自己各不相同的政治方案和社会方案的。而墨子是反对当时的这种分化趋势的，是不主张把这种分化绝对化的。他认为，政治官吏要随时在社会群众中选拔，不把任何一个官吏的地位凝固起来。官吏不是绝对脱离社会生产的独立阶层，而是同时具有生产能力和活动能力的人。墨家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不是帮助任何一个政治统治集团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使他们实行“兼爱”、“非攻”的思想原则，反对不义的政治，支持正义的政治。他们是“天志”的体现者，不是“忠君”、“爱国”之士。
墨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有其必然性的，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是因为墨家文化不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没有给墨家文化留下存在的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并立的时期，每一个诸侯国在人们的观念上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政治实体，墨家知识分子完全能够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对待各个诸侯国的政治利益，而超越了各个诸侯国的具体的政治利益，才有可能超越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但当秦王朝统一了中国，这种和平主义的主张就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时，整个中国只剩下了一个合法的政治实体，而对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实体，就不存在一个超越与不超越的问题了。你或者承认它，那就等于承认了它镇压国内反抗力量的合法性；你或者不承认它，那就等于承认了国内反抗力量存在的合理性。这都不意味着和平主义。与此同时，墨家文化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种社会教育文化，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垄断了教育，就是因为只有儒家文化是以为现实上层社会输送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在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上，受教育者是在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目的下接受教育的，没有这样一个目的，一个人就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更没有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刚刚产生的历史时期，是它刚刚获得了社会价值和社会尊敬的历史时期。它较之一般社会群众自然地具有优越性和更广阔的发展前程。在这时，墨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地就有很多的追随者。但当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都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墨家文化那种自苦自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的教育宗旨就没有更大的吸引力了。这注定了墨家教育不可能在与儒家教育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墨家文化缺少儒家文化的那种柔韧性，儒家文化依靠自己的柔韧性度过了秦王朝严峻的政治专制的时代，在汉代获得了政治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政治王朝的首选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论敌的墨家文化成了一种异端邪说，就更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翻身的可能了。
鲁迅与中国文化（二）第14节
在中国古代，惟一一个从外国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是佛家文化，它也是中国古代惟一一个具有超人间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关怀的宗教文化。
佛家文化是一个独立自足，有着自己独立的哲学、逻辑学、宗教仪式、宗教戒律、宗教建筑、宗教绘画等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并且其中又有诸多不同的门派。对于我们这些“槛外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阐释佛家文化的全部内涵。在这里，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固有的各种文化的不同特点，以及它在中国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春秋战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在这个时期，“国”既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权力的实体，也是一个经济的实体、财富的实体。占有了“国”，就是占有了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财富；不占有“国”，就不占有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财富。也就是说，当时的“富”且“贵”者是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统治者们，而不是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或者出身于获得了较稳定经济收入的百姓家庭，而不论出身于这两种家庭的哪一种，他们实际上都是平民阶层的成员。他们是通过文化、通过知识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治统治者建立起联系，并获得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的空间的。当时的政治统治者，不是作为“国”的拥有者陷入到政治、军事斗争的旋涡里，就是像伯夷、叔齐那样抽身于政治而返归山林，走上归隐的道路。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著书立说，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没有在自己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仅仅属于自己的文化学说，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的体系。不论法家文化、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体现的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中国文化不是由贵族政治统治者建立的，而是由平民知识分子建立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局限性所在。平民阶层的文化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类的精神出路，而是人类现世间的出路。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怀，儒家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怀，法家对政治的关怀，墨家对和平的关怀，都是一种人间关怀。他们也讲精神，但他们的精神也是人间生活的精神，是与人的人间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密不可分的。而佛家文化则不同，它是一种贵族文化，是从贵族阶级中产生的，是在贵族生活的背景上产生的。贵族生活不一定产生佛家文化，但佛家文化却只能产生在贵族人生体验的背景上。平民生活与贵族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因而也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平民生活是在与现实物质世界的相对疏离状态中形成的，平民的一切痛苦体验都与这种疏离状态有关：平民没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平民没有丰裕的物质财富，他们的物质生活没有绝对可靠的保证；平民因缺乏权力的和物质的可靠保证而建立不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的友情的需要和爱情的需要都不容易得到满足。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体验中极其自然地就希望与现实的物质世界建立起更牢固的联系。与权力的联系满足他们的安全感，与财富的联系满足他们物质生活的需求，与人的联系使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而贵族生活却不同，贵族与现实的物质世界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大的政治权力，拥有最巨大的财富，拥有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平民看来，他们的生活已是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他们是不应当感到痛苦、感到孤独的。但只要我们曾经读过《红楼梦》，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裹金戴银的贵族在自己的生活中同样充满了孤独和痛苦。只不过他们的痛苦不是由于现实权力和物质生活的匮乏，而是由于现实权力和物质生活的餍足。他们似乎什么都得到了，但得到的所有这一切对他们都没有了实际的意义。他们没有在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中感到幸福，反而受到了所有这一切的严重的束缚。一个庞大的物质世界左右着他们，而不是他们左右着这个物质世界。佛家文化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的基础上仍然感到孤独和痛苦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贵族的家庭，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但精神的痛苦仍然困扰着他。当他开始思考人间痛苦的原因的时候，就不会认为人类的痛苦是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了。他感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