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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的秘书，曾在霍英东的公司供职了30年的凌汉伟先生在谈到霍英东时说道：“改革开放以后，霍先生把精力放在国内，对挣钱反而没有什么兴趣。霍先生把钱拿出来，不是希望再拿回去。”
《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话：“鹪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是曾被霍英东引用解释他的财富享用观时的一句话。的确，当一个人财富的积累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享用它的能力却显得过于有限了。所以，面对积累，多数人的选择是传给下一代，甚至考虑到子孙万代。对此，霍英东的观点若福州林则徐祠对联中说的那样：“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所以，面对积累，多数人采取了“乐善好施”之举。对此，霍英东则不仅于此，他说：“送人一条鱼，不如送人一张网。”所以，原本可以是很潇洒地捐赠，却往往让他心力憔悴。原因就在于他不仅仅是捐献，而是在乎“一定要办好它”。
1984年，霍英东拨款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并且每年以这笔资金收入的利息、股息和投资收益约一亿港元用于祖国建设、事业和港澳的福利事业。同年，他又投款一亿港元成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用于奖励为祖国争光出力的体育健儿。
1986年，他又拨款一亿港元成立了教育基金会，支持国家的教育事业。同年，他先后捐款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兴建体育场馆。
当人们对于霍英东的义举投之以惊疑的目光时，霍英东平静地说：“我生活在香港，我是一个中国人，现在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时刻，我成立基金会，唯一的希望是把钱用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亲切接见霍英东等香港知名人士，对于香港爱国人士热情捐助内地现代化建设、兴办教育事业的义举表示赞赏。邓小平说，我们国家要在教育科学方面走得快一点，但财力有限，你们出力是为国家民族干了好事。他强调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
按霍英东的性格，对于任何事情他都是非常在意“第一”的，然而，在香港富豪的排行榜中，霍英东的名字并不是排在首位。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共约有3000万人。据统计，仅东南亚的华人资金就达2000亿美元。素有爱国爱乡传统的海外侨胞，无时不在盼望着祖国的早日富强，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振兴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
改革开放后，作为第一批从港澳地区和海外回大陆投资的华人企业家之一，在大陆为投资事业奔忙了一阵之后，霍英东的感受很深，他说：“对于到内地投资，有人心存疑虑，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深知其中的困难。但是，我只认准了一点，即我看重这个为祖国出力的大好时机，并且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成功。”
的确，开放之初，由于受“左”的思想禁锢，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广东人的思想依旧十分保守，一听说要盖饭店，大家都很高兴，但一想到合资之后会不会存在剥削的问题，人们就立即皱起了眉头。饭店盖好了，可卫生间里为什么一定要用坐桶，很多人不能理解，怕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有些地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搞捐献，没有人敢出面接纳，原因是共产党怎么能接受资本家的施舍？然而，硬是靠着一种信念，霍英东和所有的投资大陆的侨胞们一样，虽是步履维艰，但却赤心不变。 慷慨捐赠40亿（2） 在常人眼中，霍英东这样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搞起捐赠，一诺千金，由此推想，他在生活中一定非常的奢华。然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则令人难以置信。霍英东的衣食特别简单，甚至比不上一般的富翁，除去宴请宾朋，他一天之中只进两次餐。而最情有独钟的食物则是煮白菜和玉米，时常在晚间宴请之后，他会对秘书说，把这个和那个菜留下来放冰箱里，他要作夜宵用。 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刚走下汽车，不想，那双随他多年的皮鞋底掉了，怎么办？回去找已来不及了。他的秘书急中生智：“给你，穿我的吧！”这才救了急。平日里，霍英东在北京，出入贵宾楼，如果看惯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样子，在这里很难认出他来，因为他的穿着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一身合体干净的运动服，脚蹬一双运动鞋，便是他的全部装束。一天他到工地，天气很冷，他想起了他的那件毛衣，但找来找去不见了。他的秘书拿着一件新的毛衣递给了他：“那一件已经磨出了洞，”他用手指了指腋下，“我把它扔了。”听了秘书的话，霍英东说：“还可以穿嘛！”他觉得有点可惜。儿子霍震寰对人说到他的父亲：“父亲对钱看得不重，吃穿都很随便，看到我们买新衣服，父亲会说：‘噢，这么贵！’”前不久，他的秘书在一篇题为《精忠报国》的文章中说道：“霍英东对于子女的要求太严格。”这是他跟随霍英东多年的感受，霍英东对于子女要求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
就连霍英东所乘坐的公务车也是一辆很不起眼的奔驰S320，讲求实效不张扬，恐怕应该算是他的风格了吧。
霍英东深受邓小平的影响。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同年7月，在他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再次谈到这一问题：说我是改革派，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的确，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对人还是对己，无论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他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在与邓小平的多次接触中，霍英东深有感触。他把邓小平的这些教诲铭刻在心中，身体力行。
“1984年，小平同志的南巡对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意义太大了。”令他不能忘怀的是，当时市场经济刚刚现出活力，但对于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拿不准，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有人对诸如白天鹅宾馆的“高收费”也予以批驳。然而，这一年间，邓小平曾三次到白天鹅宾馆考察、参加活动。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亲自接见了香港代表团。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霍英东，十分高兴地聆听了邓小平对于“一国两制”构想的阐释。从此，他与邓小平的接触也就逐渐地增多了。
1985年2月23日，邓小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白天鹅宾馆，在省委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登上了宾馆的最高层。这一幕被收录在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的第11集中。在这里，邓小平一边观看广州市的夜景，一边对于广东经济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之中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的坚定，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准备告辞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从此，就在这座海滩，霍英东与世界伟人邓小平共有过五次难忘的会面。 亚运场馆建设 望着亚运村英东游泳馆，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北戴河海滩，霍英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们到国内，最初是从体育开始的。”那一天，邓小平在与霍英东谈话的时候，回忆了许多的往事。一张照片，寄托着霍英东对邓小平的无限哀思。
1990年，中国获准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由于原来的场馆多数都达不到国际比赛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大部分需要重建。于是，这便成为摆在筹备此届亚运会的国内有关部门面前的 一个难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对于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就做出过不懈地努力，付出过难以想象的代价。现在，一些国际友人每当回忆起霍氏父子为能获得中国是否被准许参加亚洲足球赛的消息，而在宾馆楼梯上坐等了四个小时的那一幕情景都会伸出大拇指：“中国人爱国，真了不起！”所谓的“怀雅特方案”，最初就是由霍英东提出的，这一方案的出台，对于中国重新回到国际体坛起了“解结”的作用。
霍英东还担任过国际足球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象棋联合会主席、广东省足球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的十多个单项体育组织的名誉主席。对于体育的爱好，已绝非是霍英东个人意义上的爱好了。在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首次捧回15块金牌的庆功宴上，他说：“体育水平是国家兴盛的标志。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理应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缘此，对于中国主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他特别支持。早在筹备之初，霍英东就主动带头捐款一亿港元，用于建造一所现代化的游泳馆，并且还在北京投资兴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贵宾楼饭店，聘请曾在意大利学饭店管理学的高级管理人员王泉生出任总经理。目前，贵宾楼饭店是亚洲名列前茅的五星级酒店，无论是在服务设施还是在经营管理上，都令人赞不绝口。
1989年的春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行来到亚运村工地参加植树劳动。期间，他关切地询问亚运会的筹备工程情况，并问有关负责人：“听说资金困难？”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在积极筹措。”这时有人向邓小平介绍说：“那边的游泳馆就是霍英东先生捐资兴建的。”听了这话，邓小平的视线转向了那座崭新的英东游泳馆，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1991年的一天，霍英东接到通知，小平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走进人民大会堂，霍英东见到了邓小平，给他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瘦了。这次谈话一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这是霍英东与邓小平接触之中少有的。不知为什么在这次谈话当中，邓小平回忆起了许多的往事，诸如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故去的一些老战友。然而，霍英东所不曾想到的是，这次会见，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视察南方，当时霍英东正好住在温泉宾馆，他把1977年他和邓小平握手时的那张尚未公开过的照片送给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毛毛说：“我让爸爸在照片上签上名字。”过了两天，签有“邓小平”的照片转到了霍英东的手上。然而，霍英东不愿相信，如今的这一切已经变成了回忆。
在霍英东的记忆中，永远让他难以忘怀的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发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代表时的情景。那次，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国两制’一定能够行得通。”并表示，到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天，他要亲自到香港看一看。
此刻，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