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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美英苏联盟。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风也与保守党有很大差别。丘吉尔坐专车到全国各地竞选，前去参加集会时总是坐着豪华的敞篷汽车。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是和妻子一起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为人沉着、稳健，没有一点特殊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态度很谦虚。”他的朴实的演说和丘吉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使工党在选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大选揭晓以前开始的。因此，丘吉尔是带着以重新当选的胜利姿态前去赴会的。他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在会议期间，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英国的时候，丘吉尔做为东道主，他不仅为美苏代表团祝酒，而且还当着众多外国贵宾的面，别出心裁地为“反对党领袖干杯”。这使艾德礼和在座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显然是向反对党示威！7月23日晚上，在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上，轮到他举行最后一次宴会。丘吉尔认为，这是双喜的日子，一是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二是预祝重新当选首相的胜利，因此规模要搞得大一些。他把三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邀请赴会。宴会开始后，他请杜鲁门总统坐在他的右边，请斯大林元帅坐在他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这天斯大林看到丘吉尔如此兴致勃勃，也十分高兴。他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丘吉尔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元帅来到首相这里的时候，他按照客人的愿望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宾主彼此相顾而笑。这时，丘吉尔用盛红葡萄酒的小玻璃杯为元帅和自己各斟了一杯，双方对饮而尽，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斯大林说道：“下次会议我们将在东京举行。”丘吉尔也十分有把握地说：“对，我们一定会在东京会面。”英国大选到7月5日结束；但是，选举结果一直到7月26日才能揭晓，因为要从世界各地的英国驻军中拿到选票。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经杜鲁门和斯大林商量，决定会议暂停几天。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说，他相信自己是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7月25日，丘吉尔携女儿玛丽飞回伦敦，克莱门蒂娜前来诺索尔特飞机场迎接自己的丈夫。这天晚上丘吉尔同家人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丘吉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已为第二天选举结果的揭晓做好了一切准备。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他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丘吉尔对“稳操胜券”也抱有绝对的信心。他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他继续工作，所有的政敌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天晚上丘吉尔就怀着这样的美意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他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过去许多重大事件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许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丘吉尔醒来已是9点了。当他走进地图室，大选的初步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保守党极为不利。到了中午，局势已经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克莱门蒂娜对丈夫安慰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丘吉尔苦笑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挺像样呢！”这次选举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的意外，工党在下院得到393席，而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这对丘吉尔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他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胜利的英国人民领袖的盛名时，当他的威信似乎已达到顶峰时，而选民们却抛弃了他和他的党。丘吉尔得知选举的结果之后，悲痛万分。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女儿流了眼泪。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民在1945年选举中对他的冷遇。他认为，抛弃保守党和他的政权，是英国人民最大的轻率之举。丘吉尔在长达六卷的战争回忆录中，对此还责备英国人民，书中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丘吉尔受刺激最大的是，士兵投票反对保守党，而当时他一直认为在战争年代自己是他们的伟大的军事领袖。对此，作家哈夫纳说得好：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关于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召开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艾登做了如下描述：“7月27日中午，丘吉尔召集了内阁告别会。这是一个相当阴郁的场面。当会议结束，我走向门口时，温斯顿让我留下，我们单独坐了半个小时。他情绪不佳，很可怜……他说今天的事真让他受不了。痛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他对我说：‘30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和这间办公室联系着。今后我永远不会坐在这里了。你是会的，我是不会了。’”丘吉尔不能返回波茨坦了，7月26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公布的选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现在惟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不屈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目前丘吉尔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许多接近丘吉尔的人士认为，他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在晚年享受他在战争年代所赢得的荣誉，而不应该满足于在下院担当次要的反对党领袖的角色。此外，当时议会需要决定的，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中的巨大问题，而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丘吉尔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还是在战后最初的一些日子里，当丘吉尔领导过渡政府时，他就和莫兰说过：“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丘吉尔的许多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些劝告是真诚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摆脱丘吉尔。因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1945年选举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造成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丘吉尔并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他离开保守党的领导岗位和议会反对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再也不能做首相了。这时丘吉尔已经年满71岁，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并相信一定会返回唐宁街10号。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丘吉尔采取这样的决定以后，他在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他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预言，工党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破产。同时，丘吉尔还到处兜售反苏反共的“冷战”演说。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丘吉尔在美国度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其他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演说，并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2月10日他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周，在这里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稿。1946年3月5日一切准备就绪，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可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并把自己的画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丘吉尔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3000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尽管他已年迈，但他迷恋于赛马，他养的赛马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但也相当出色。
第四部分 点燃“火炬”第52节 失道寡助（2）
在他所有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撰写六卷本的长达数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曾说过，他在当首相时就已开始准备创作这部书。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丘吉尔以前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以后又当首相，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所想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做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作为私人信件形式，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并成为他写作的基础。按照丘吉尔的传统习惯，他不是写，而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8000字到9000字。同时，丘吉尔大登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的稿费大大超过了丘吉尔以前得到的全部稿费。美国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得到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的权利。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将近2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个权利。如果再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以六卷本出版的稿费，合在一起是怎样一笔巨款呀！1965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问起丘吉尔是否同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出版，丘吉尔答道：“我不是写书，而是积累财富。”在丘吉尔看来，历史不过是叙述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民群众为背景进行活动的善良或凶恶的英雄们的事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就是以这种观点写的。显然，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是他的功劳。所有错误和失败，都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