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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大敌当前还不好这样做，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1/3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是保守党的领袖，开展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丘吉尔竭力进行抵制，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迫害异端的人们”。5月11日清晨，丘吉尔在给张伯伦的信中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丘吉尔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他的临时总部。“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10号的旧居，并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丘吉尔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查看地图，进行商谈，掌握前线情况。”
第二部分 重返海军部第19节 临危受命（2）
丘吉尔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60到70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地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丘吉尔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要腾出一些时间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并同各党协商，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丘吉尔相信他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起初比弗布鲁克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也不愿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而且还有其他的阻力妨碍这一任命的实施。不过，丘吉尔确信英国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战争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他竭力疏通关系，排除障碍，坚持了这一任命。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开始只有五个人，这些人自然都是主要政党的政治家。大部分部长（大臣）不是内阁成员。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多起来了。但是，主要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战时内阁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艰难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兼任下院领袖、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是英国战时名副其实的三军最高统帅。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定战略计划和作战的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日益提高。
在战争期间，小型的战时内阁集中掌握了英国的军政大权。战时内阁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由于形势所迫，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其实，这不仅仅是形势所迫，也是丘吉尔本人的无比自信促成的。他说：“我想做的所有事情，经过阁员的明智讨论之后总能按我的见解得到通过。”丘吉尔所谓的“明智讨论”一般都要接受他的观点和意见才能结束。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可是这些例外的情况并不影响大局。战时在丘吉尔政府担任许多职务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有一天晚上10点，丘吉尔在战时内阁的地下指挥部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丘吉尔昂首挺胸地走进来，这预示着即将开始一场争论。他提议审查某一问题，然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利特尔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丘吉尔听后大发雷霆。他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国王的老臣竟会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其实，利特尔顿提出的建议是很现实的，得到与会者的支持。丘吉尔无言以对，只好在午夜过后无可奈何地结束会议，他说：“简言之，我们一致通过了军需大臣的愚蠢建议。”丘吉尔的同事们非常不喜欢首相为自己规定的工作制度。所有最重要的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往往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丘吉尔在他还是一名年轻的骑兵军官的时候，在古巴发现西班牙人每天在最热的时候休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部工作时也养成了午休的习惯。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事，就是头一沾枕头就入睡，他每天从不放过这一享受。他白天休息，晚上可以工作得很晚。丘吉尔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同事们宣传午休的好处，然而他在回忆录中说，很少有人效仿他。只有海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坐在圈椅里嗜睡成癖，甚至在战时内阁会议上他也能打盹入睡。丘吉尔通常在早晨8点钟左右醒来，躺在床上阅读报纸、电报和其他紧急文件。他阅读报刊非常仔细。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回忆说：“他总想知道关于他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丘吉尔常常躺在床上办公，直到中午。他躺在床上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长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这些命令、指示立即送给战时内阁的副秘书长——丘吉尔在参谋长委员会内的私人代表伊斯梅将军。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现实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丘吉尔深感武器不足，尤其缺乏驱逐舰和新式作战飞机。于是，经内阁同意，在5月15日下午起草了他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向罗斯福紧急求援的电报。为了保持他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丘吉尔在署名时仍自称“前海军人员”。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人们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对文明国家的劫掠。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丘吉尔说，“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随后，丘吉尔就提出，要求美国借给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提供数百架最新式作战飞机，以及一批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这位英国首相说：“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5月18日，丘吉尔收到了罗斯福的复电，对他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对首相提出的要求，美国总统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意尽力使英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系，双方还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便进一步加强战争中的合作。当时，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重大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而抓紧训练陆军和空军，动员全民抗战，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不久，西线进一步出现险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会上，丘吉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英国的全部历史中，还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