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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东汉时期，浙江就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煮盐业、制瓷业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秦代以前，越国大臣范蠡辅助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就弃官从商，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商人。晋时，宁波的“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
到了隋唐时期，浙江的经济迅速发展，丝绸业、瓷器业、造纸业等相当发达。宁波、温州都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有名的贸易港，李邻德、李延赤、张支信、李处人等浙江商人从宁波出发，横渡东海，到日本岛进行贸易活动。
此后，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一带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南宋期间，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官方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浙江的商业更加得到了发展。
自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浙江人就率先投入市场经济大潮。温州商人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申领者。她的营业执照是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
姓名：章华妹；
地址：解放北路83号；
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在2004年11月4日举行的“2004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揭晓颁奖典礼上，浙江的温州获得“活力城市”奖杯。
浙江人不仅在本地经商，还走出浙江，走南闯北，历尽艰辛，到各地经商。
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都市到乌鲁木齐、拉萨、呼合浩特、哈尔滨等边远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商人和投资者。各地都有诸如“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台州路”等浙江人群居之所，这其中，多数是个体生意者和民营企业。在全国，有500万浙江人常驻在外，有300万浙江人在国外做生意。
浙江人不仅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而且加快了浙江的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现象”，浙江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
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省份，GDP水平却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已经连续几年稳居第一。
目前，浙商已经成为中国商界一股重要的力量，浙江商人走南闯北，不仅在全国各地表现出了极大的竞争力，而且在海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在海外，如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浙商的身影也非常多。如在巴黎，就有“温州街”，温州方言在那里非常流行，甚至当地的公务员也不得不学说温州话。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中华商城，莫斯科著名的“海宁楼”，南非中华门商业中心，阿联酋的中国日用商品城分市场，都是浙商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经商是一种社会需要，是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
精明的浙江商人似乎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总是把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以一个草根商人的身份在市场中摸打滚爬，并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创富商帮”，“中国民企的榜样”和“草根商人的范本”。这不得不让人们刮目相看。
《浙商是怎样炼成的》 做企业就是做人草根浙商成功之道
《庄子》里有一个描写大盗的故事。
这个大盗叫跖。有一次，跖手下的人问他：“盗亦有道乎？”
跖回答说：“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臆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跖告诉手下，不管做什么都有道，做大盗也有道，而且有五道，那就是“圣勇义知仁”。经商当然也有道，那就是商道。
有人说，浙江背靠山岭，面向大海，在“七山二水一分田”上，养成了浙江人既精明又开朗的性格，具有经商的敏感性。据林语堂先生分析，浙江的真正开化和为中原文化同化，当在晋末。浙商之所以能在商场上纵横驰骋，靠的是对商机的敏感和把握，靠的是对商场的运筹帷幄，靠的是一种敏感的商业智慧。
实际上，浙江人不仅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且善于吃苦，敢为人先，具有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浙江人喜欢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和智慧，去创造生活、创造财富。因此，浙江省已经形成了举世瞩目、具有鲜明特点的区域特色经济。浙江人从培育市场起步，促进专业市场、特色产业和中小城镇联动发展，市场越做越大，产业越做越强，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优势，使浙江一跃成为“经济强省”。
一位在巴黎的温州商人这样分析犹太商人的性格：“犹太人很厉害，他们有两件法宝：一件是每个犹太人从小被告知，他们永远是犹太人，他们都能讲自己的话；二是犹太人到哪里，都很虚心地向那里的社会学习，了解、掌握那里的情况，吸收那里的优势和长处，因此，他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而精明的浙江商人似乎已经从犹太人身上学到了这两点。更甚者，已经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500万名的浙商在全国各地和世界五大洲创造着财富；至2004年末，浙江全省民营企业有33。32万户。
因此，可以这样说，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创富商帮，浙商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创业群体。
浙江人似乎天生就是经商的料，这一点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同。经济学家焦新望曾经感叹于浙江人的经商意识，他说：“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郑勇军是这样评价浙江人为什么成功的：“浙江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由于浙江商人天生有着一种经商的能力资源。浙江没有良好的工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但浙江众多小企业、个体户的模式，却给浙江人提供了高出内陆人几十倍的经商机会。浙江商人在这种锻炼中，资本积累很快，这使得浙江商人在观念、行为上能走在别人的前面。”
浙商走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活跃起来；浙商聚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繁荣起来。浙江商人开始成为各地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并成为中国财富的一个符号。知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最健康的经济群落就是浙江经济群落。浙江经济已进入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教科书里，就算是再远的土地上都能找到浙江商人的脚步。”
许多人在感叹浙江人占据全国各地的市场时，都格外佩服浙商在商场上的大智慧。
“宁波人对商业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既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孙中山如是说。
德国人利希霍芬这样评价宁波商人：“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勤奋、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的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上海本原企业咨询研究所所长、“浙商研究所”所长沈玉龙说：“第一，浙江人会做生意，他们的生意经是我们看不懂的，可谓无孔不入；第二，浙江人会做管理；第三，浙江人会盘活人力资源。”
有人说，浙江人“鼻子也能闻出商机”，是天生的“市场派”。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浙江商人的市场意识非常感叹。他说：“浙江商人都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很会寻找机会，作为商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在没有机会的地方会创造出机会，在有机会的地方能抓住机会。”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对浙江商人的深刻印象。他说：“浙江商人来北京就是来抓机会的，他们的思维总是比常人快半拍。”
张维迎举了这样一个事例：
当伊拉克战争快要结束，大家的目光依然集中在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时，浙江商人却已经在伊拉克的大门口期盼伊拉克重建带来的商机。
经济学家李兴山说：“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浙江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等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
浙商，勤于思，善于言，更敏于行，是浙江一大财富。《浙商制造——草根版 MBA》的作者杨轶清曾经这样评价浙商：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浙商的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就是一种资源和竞争力。譬如在‘鸡毛换糖’的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本地人口中外出经商的人就超过了留守当地的人。正是这样一批浙商走南闯北，构成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
“他们每到一地，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更重要是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这样总结浙商精神：“饥渴”理论、“四千”精神和“两板”作风。“四千”精神和“两板”作风已经广为人知（“四千”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两板”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而所谓“饥渴”理论，胡成中解释，因为浙江人多地少，大部分农民洗脚上岸，“有饭吃饭，有水喝水，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他认为这其实是浙江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浙江人实际上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苦出来的。穷的人不开心，闲的人不自在，大家个个都想创业。”
而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则一语道破了浙商的成功秘诀：“关于成功经验，可用四句话概括心得：诚信经营——不要投机取巧，不管是对合作伙伴，对经营客户，还是对民族，对国家。以人为本——对内对外都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好高骛远——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