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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更迅速。移栽树苗的时节，以冬天落叶后树木停止生长，养分贮藏在根
部时合适。种树的地点应根据泡桐喜光、对气温要求较高以及怕阴寒和积
水的特点，选择开阔向阳的高平地带；土质则以肥沃的黄壤土为好。在管
理方面应注意除草、施肥，保证树苗正常生长。在种后的头几年，要除去
歧枝，促使桐树及早成材。桐树枝干脆嫩，叶大招风，要摘掉多余的叶子
或把一些叶子弄碎以保持森林中良好的通气状况，防止风害。陈翥记述的
这些造林种树措施，都是根据泡桐的生物学特征采取的，在实践中确实行
之有效，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桐谱》是我国最早一本比较详细地论述泡桐的专著。历来受到有关
学者的重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吴
其■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曾引据或辑录过其中的资料。现代某些外
国学者在研究泡桐的起源和传播史时，也引用过本书，可见《桐谱》还是
一本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
陈翥能写出这样一本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植物专谱，并因此而被人认为
是古代一位科学家，与他本人有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
而后者尤为重要。陈翥并非纯粹为生产目的去种植桐树的，主要还是在于
平抚心中的忧伤，得到精神安慰。他曾自号“桐竹君”，乃因为桐是传说
中凤凰栖止的树木，历史上曾有人因种桐而结识贵人。此外，在陈翥看来，
桐树到冬天落叶能“顺时之变”，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良材。他把这种植物
用来象征自己，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还指望有一天“大匠如顾怜，委躯
愿雕刻”。他作《桐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泡桐这种植物。
正因为有这样的内衷，陈翥是怀着特殊的心情记述桐的。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陈翥：桐谱，《丛书集成》本，1939。
研究文献
＇2＇张企增：陈翥的《桐谱》和我国泡桐栽培的历史经验，见《农史研
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
＇3＇潘法连：陈翥的身世和生平，见《农史研究》第4 辑，农业出版社，
1984。
周琮
陈美东
周琮北宋人。籍贯、生卒年不详，约10 世纪末至11 世纪初生；
11 世纪60 年代至7O 年代卒。天文学。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周琮曾对当时正行用的崇天历提出批评，认为
该历法已不够准确，而且提出了他的具体改进意见。经过实际检验，证明
周琮关于月亮和土星运动的数据和推算方法比崇天历原有方法准确合理，
遂被增补入崇天历中。这说明此时周琮对天文历法就有较高的造诣了。
皇■初年（1049），周琮为日官，他与舒易筒、于渊等人共同受诏制做
新的浑仪、圭表和漏壶，这三种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的制做均有所创新：
他们在固定的赤道环上另刻划出100 个刻度，用于测量太阳时角的变化和
作为量度地方真太阳时的尺度，这纠正了前人把这100 个刻度分划在地平
环上的错误。所以，他们是最先在浑仪上安置了合乎科学意义的百刻环的
发明者。他们把浑仪的极轴安置在距地平35 度少强（34°49。5′）的高度，
这是他们对开封的北极出地高度（即地理纬度）进行实测后确定的，其误差
仅约1。5′，精度是很高的。他们不但在浑仪的底座上开了十字水平沟（这
一点系采用前人的方法），而且在地平环上也开了一圈水平沟，这是调整浑
仪，特别是浑仪的工作部分处于正确位置的重要措施。对于圭表，他们沿
圭面的南北方向开了二条平行的水漕，这是使圭面处于水平状态而采取的
新校正措施和检验方法。对于漏壶，他们对燕肃发明不久的莲花漏（1031
年）进行了改进，即在莲花漏一级平水壶的基础上再增设一级平水壶，从而
进一步提高了漏壶流量的稳定性，也就更提高了漏壶计时的准确度。这些
创新都对后世天文仪器的制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琮等人的贡献还在于，应用这三种新制成的天文仪器进行了十分出
色的实测工作：一是应用浑仪对周天恒星的位置重新作了测量，其测量成
果留存在北宋王安礼修订的《灵台秘苑》、南宋马端临编著的《文献通考》
等书中，这就是著名的《皇■星表》。据研究，该星表现存有入宿度和去
极度这二个坐标量值（相当于赤经和赤纬）的恒星计360 颗，它们分属于传
统的283 个星官，其中对于二十八宿距度和二十八宿距星去极度测量的平
均误差分别为0。45°和0。37°，这一精度较北宋初所进行的同类测量工作
有明显的提高。二是应用圭表在开封岳台进行了3 年（1049—1052）的晷影
实测工作，除阴雨天不能测影外，共得到44 个节气时的晷长实测值。经研
究，其平均误差为0。017 尺，其精度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周琮还应用晷影
测量的成果推求冬至时刻，他推得 1063 年12 月 16 日 43 刻为该年的
冬至时刻，该值较理论值晚约8 刻（约2 小时），这一精度远高于前代（刘宋
以来冬至时刻测算的平均误差为20 刻），这是晷影测量自身精度的提高和
对冬至时刻的推算方法作了改进的结果。刘宋祖冲之发明的冬至时刻计算
法，是以冬至前后数日的晷长入算的，周琮以为冬至前后数日晷长的变化
很小，不如选取晷长变化较大的立春、立秋日的晷长入算更有利于冬至时
刻计算精度的提高。他还把对晷影实测和研究的成果撰成《岳台晷景新书》
3 卷，对古今晷影测量工作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三是应用漏壶测量了二十
四节气时太阳出入地平的时刻，进而计算出各节气昼夜漏刻的长度。研究
表明其平均误差为4。9 分钟，其精度也是较高的。
1064 年，宋英宗即位，诏命周琮等人改作新历法，这时周琮任殿中丞，
判司天监之职。在以前多年实测和研究的基础上，又经过3 年的努力，周
琮主持完成了明天历的编制工作。这部历法的特色，主要表现在若干天文
数据的改良和数学计算方法的创新两个方面。
除前述冬至时刻等的测定外，明天历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36 日，误
差为110 秒左右，这较唐代以来大多数历法的误差（约200 秒）要小得多。
它所取朔望月长度的误差为0。2 秒，与唐代以来诸历法的误差约0。5 秒相
比，精度亦有所提高。对冬至时太阳所在恒星间宿度的测算，明天历的误
差约为1°，这较唐代的同类测量（平均误差约3°）精确。关于赤道岁差
值，明天历取77。57 年差1 度，这是我国古代得到的最佳值之一。对于木、
火、水三星会合周期，它分别取398。885 日、779。937 日和115。877 日，
它们的误差均在1 分钟左右，也是历代的最佳数据之一。这些天文数据表
明我国古代历法天文数据进一步精密化的新时期的到来。
将传统历法的一系列天文表格及其算法公式化，是明天历的最大特
色。它对于太阳、月亮和五星中心差以及黄赤道宿度差、黄白道宿度差、
日食三差、太阳视赤纬、昼夜漏刻长度和每日午中晷影长度等九种天文量，
分别以二次（前六种）、四次（前七八种）和五次（第九种）函数式加以计算。
其中太阳中心差算式，继承了唐代曹士■的方法，但其精度则要提高约一
倍；月亮和五星中心差算式，则是周琮所首创；在计算每日午中晷长时所
应用的五次函数式，是我国古代历法中最早采用的最高次函数式，采用该
式计算的平均误差为0。019 尺，基本上与当时晷影测量所能达到的精度水
平相一致，可见周琮所取用的算式是成功的；其余五种算式，则大体继承
了宋行古崇天历（1024）的方法。明天历是历代历法中公式化程度最高的一
部历法，这既使计算便捷，删减了繁杂的天文表格，又保持甚至提高了计
算的准确度。周琮对传统历法的数学化所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周琮对前代历法有深入的研究，对东汉刘洪、后秦姜岌、刘宋何承天、
祖冲之、北齐张子信、隋刘焯、唐李淳风、一行和徐昂等人对天文历法的
杰出贡献给予极高的中肯评价，以为他们各自的创新都可以为万世之法，
周琮的天文历法活动也以此作为奋斗目标。他非常重视观测实践，强调历
法必须接受天象的长期、全面检验；提出必须做到星辰气朔、日月交食等
的推算，在3000 年间若应准绳；并提出了校验日月交食、五星行度、晷影
长短等亲疏得失的新的衡量标准。如对于日月交食，以食分差一分、食时
差二刻以下为亲，食分差二分、食时差四刻以下为近，等等，这些新标准
都较前代有较大提高。在确定历法所采用的天文数据或计算公式时，周琮
以大量客观的观测资料为依据，反复调整数据或公式，直至最大限度地与
客观资料相吻合为止，这就是周琮所力求的中平之数，这一思想和方法与
现代关于误差的理论是一致的。
文献
原始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律历志六、七、八、九，中华书局，1977。
研究文献
＇2＇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冬至时刻的测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贡献，自然科
学史研究，2（1983），1，第51—60 页。
＇3＇潘鼐、王德昌：北宋的恒星观测及《宋皇■星表》，见《科技史文
集》第10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4＇陈美东：中国古代有关历表及其算法的公式化，自然科学史研究，
7（1988），3，第232—236 页。
＇5＇陈美东：皇■、崇宁晷长计算法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8（1989），
1，弟17—27 页。
＇6＇陈美东、李东生：中国古代昼夜漏刻长度的计算法，自然科学史研
究，9（1990），1，第47—61 页。
王惟一
蔡景峰
王惟一又名惟德。籍贯不详。北宋初期人，约生活于公元11 世
纪。中医学、针灸学。
王惟一生平史料欠缺。仅知他在北宋天圣年间，即宋仁宗时期官至太
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和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他平时就学习医学，掌
握一些秘方，尤其精于针灸技术。当时，具有悠久历史的针灸学因传承年
代久远，针灸专著传抄讹误，而庸医们则由此而误人性命，一般平民因此
而身受其害。社会上对此深有反映，针灸术急待加以整顿改进。天圣初年
（1023），北宋朝庭把重整针灸学的重任委托给王惟一，要求他系统修订针
灸医书、考订针灸穴位的准确位置及其治疗作用，以及重绘针灸明堂图。
王惟一奉朝庭之命，对古代的针灸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他首先以《黄
帝内经》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详尽地考订了经络走行的路径，并准确地确
定经穴的位置。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结合自己的经验，于1026 年编成三卷
针灸图经。后来，他又深刻地体会到，光有书本上的图昼和叙述文字，对
于传播针灸知识仍然不够理想。他认为，形象的工具，比文字的效果要好
得多，所谓“傅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在书成后的次年，即1027
年，奏准主持铸造针灸用的铜人模型两具，并将其著作重新命名为《铜人
腧穴针灸图经》。此书后来在南宋淳熙十三年（ 1186）曾重新补注，厘为五
卷，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