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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自幼好学，天资敏慧，稍长，在乡习儒。后从许谦学习程朱理
学，颇有所获。继因许谦卧病，劝朱震亨从医。朱氏认为作为一个儒士，
如果精通医学，可以更直接造福于社会，故放弃科举，开始以医为业。他
先后游历江、浙一带，访求名医。在武林（今杭州），听说南宋理宗宝■
年间寺人罗知悌，人称“太无先生”，精于医学，师承金代刘完素弟子荆
山浮图，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学说，乃多次拜谒，甚至不怕责骂，终
得投其门下。罗氏告以学医必须精读《素问》、《难经》。世间常见之病
多为湿热、相火（肝胆之火）之原因，而这每每为医家所忽视。还指出：
汉代张仲景著作论述外感病最详，而金代李东垣著作又详于内伤脾胃学
说。作为医生，如果只通一家学说是不够的，必须对外感、内伤两方面理
论有全面理解才行。罗氏还对北宋末年开始流传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提出批评。认为“区区陈裴（指《局方》校定人陈师文、裴宗元）之学，
泥之且杀人”。这些话对朱震亨医学思想有很大启示。他深入研究了刘完
素、张从正、李杲各家学说，反对泥守《局方》的世风。他还运用理学中
的太极之理，贯穿《内经》旨义，创造性地发挥了“阳有余阴不足论”，
“相火论”，“气、血、痰、郁”学说。他还在治疗上发扬“滋阴清热”
主张，形成个人医学特色。不仅治愈许谦的风疾，还为乡里许多患者解除
了病痛。他医德高尚，待人谦恭，淡泊名利，医名很大。
朱震亨一生著作甚丰，手著医书主要有《局方发挥》、《格致余论》、
《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和《外科精要发挥》等。现仅存前三书，
而以《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为其代表作。经门人整理的著作尚有《丹
溪心法》及《附余》、《脉因证治》和《金匮钩玄》等。其他一些著作，
如《丹溪手镜》一书，清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称是朱氏“耄年所作”，
未知其依据。《产宝百问》五卷，署朱氏撰，日本丹波元胤在《医籍考》
中谓“可疑”。至明清书目中尚有《丹溪活幼心法》、《治痘要法》、《丹
溪秘方要诀》、《丹溪医案》、《丹溪集》和《朱氏传方》等，这些书籍
现多不存，无法知其内容。其他如《素问纠略》、《丹溪治法心要》和《丹
溪脉诀指掌》等书，则为托名朱氏之作。
朱震亨的主要医学成就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1。反对泥守《局方》
北宋政府曾编撰《和剂局方》5 卷， 21 门，收297 方。该书证、法、
方、药、制法具备，颇便应用。至南宋绍兴时（ 1131—1162），又增补绍
兴、宝■、淳■年间方，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10 卷，14 门，
收788 方。使之内容更加丰富，流传至广，甚至形成“官府守之以为法，
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局面。无论民间
还是医生，治病时按证套用成方，不知用药加减化裁，这种拘泥不化的医
风，客观上阻碍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的优良传统。为此，朱
震亨撰著《局方发挥》，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指出：古人“以
神、圣、工、巧言医”，又强调“医者，意也。”说明医生必须具备高明
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临诊时要掌握据证用药、因人施治的本领。治疗疾
病如同对待敌人的大将，又如同操浆划船的舟人，要善于临机应变。如果
只拘守《局方》的有限方剂去应付无限变化的疾病，就如同“刻舟求剑”、
“按图索骥”，即使偶然有效，也只能是侥幸于万一。且由于人的体质、
年龄、形志、脏腑器官、病程长短、接受药物的能力等各有不同，加之地
域及四时的分别、某经用某药、君臣佐使、药量轻重、正治或反治等方面
均有差异，都需综合考虑，才能收到对证用药之效。而《局方》则只在各
方之后，条述证候，列出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并没有临症施治、变通化
裁的论述。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表面看立法简便，而实际上中医
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则很难体现。以《局方》所列至宝丹、灵宝丹而论，均
谓治中风不语、中风语涩。但是从分别病因和疾病程度看，则有很大不同。
如中风不语，有失音不语、舌强不语、神昏不语、口噤不语等区别。中风
语涩，有舌纵语涩、舌麻语涩的分别，病情有很大差异。又如治大肠便秘，
也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
一个好的医生治病，必须寻找病因，分别病邪的虚、实、轻、重，再
按标、本、缓、急进行施治。这些议论，对于两宋以来流行200 多年的《局
方》的权威性，无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
大，但论述严谨，辨理精透，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对元以
后医风有很大影响。
2。倡导“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所阐发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正是源于
宋朝理学思想。北宋理学家程灏、程颐在《濂洛关闽性理集解》卷二中曾
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虚，一盈一虚，
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朱氏受这一思想启发，认为人之始生和成长，
都和天地之气有关，他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
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他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
综合人的生、长、壮、老、死的生命发展规律，认为人体生理和病理同样
是包含阳有余和阴不足的两方面含义。生理上“阳有余”是相对阴精而言，
人体的阳气先成而后绝。“阴不足”指人体阴精（主要是肾阴）难成而易
衰。人的一生只有30 年是视、听、言、动的最旺盛时期，如男女分别在
30 岁和20 岁时始议嫁娶，而女子49 岁经断，男子60 岁精绝，就只是30
年的光景。病理上“阳有余“指各类因素，尤其是饮食、情欲等，极易引
动相火为病（相火与君火相对而言，君火即心火，相火寄位于命门、肝、
胆、三焦诸脏）。“阴不足”指人体阴精，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亏损。为
此，朱氏认为保持阴精的旺盛极为重要。他提醒人们要注意清心寡欲，茹
淡节食，保持阴精不伤。还指出16 岁以下少年穿衣不要过暖，因“下体主
阴，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至于老年人，六七十岁以后，
精血本已枯耗，脾胃虚弱，平居无事已容易产生多痰、便秘等热实之证，
因此更需禁忌酒、肉、油腻、辛辣之物以及色欲之劳，这样才能“保全天
和”。
3。“相火论”的提出及其对火热理论的发展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也可以说这是他在医学病理方面的见解。朱氏认为“凡动皆属火”，火内
阴而外阳，人体阴精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亏损，各类因素均易致相火妄动，
耗伤阴精。情志、色欲、饮食过度，都易激起脏腑之火，煎熬真阴。阴损
则易伤元气而生病。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相火”是“元气之贼”。
妄动的相火，又与君火（心火）密切相联。相火即寄位于肝肾阴分。如“君
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朱氏的“相火论”与前代医家认识
相比已有发展。如金刘完素根据《素问·至真要火论》认为百病之生，皆
由风、寒、暑、湿、燥、热六气所致，六气皆可化火，强调外在因素。金
张从正又持火邪之说。元李杲从火对元气的耗伤角度出发，认为“火与元
气不两立”，强调内在因素的致病性。朱震亨吸收各家之说，在“相火”
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对于相火的种种特性，朱氏还根据程朱理学思想和自己的临床体会，
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在养生预防方面，他提出：因“火之体动，动易
而静难”，故应遵循理学某些思想以防相火妄动。如谓“儒者立教，曰正
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
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就是采用周敦颐之言“圣人定之以中
正仁义而主静”及朱熹之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的强调治心方法。故在疾病治疗上，朱氏侧重滋阴以降火，滋阴为本，降
火为标。如“大补阴丸”一方，就是采用黄柏、知母降阴火，熟地、龟板
等补肾水。另外，他还认为一些药物如甘草、白术、地黄、泽泻、五味子、
天门冬之类，均为味厚补阴药物，用于虚者补气最有功效。同时，他还提
倡平日食用“自然冲和之味”，如谷、蔬、菜、果，收取补阴之功，这一
思想对后世很有启发。
由于朱震亨对相火的生理、病理特性在理论上有较全面的阐述，并在
临床应用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疗方法，使金元时期的火热理论又有了明显
进步，从而确定了“滋阴”学说的学术地位。
4。杂病证治的特色
朱震亨在杂病的临证治疗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他根据明代医家王纶《明
医杂著》关于“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之说，提出用药大法有三，即
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
治方有越鞠丸。气、血、痰三病，多兼郁证，郁久可以生病，病久亦可生
郁，误药杂乱亦可成郁。因此，气病兼郁，要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
痰病治法相同。
对于气与血之病，朱氏指出，不能混同，如体虚之病，要分明气虚、
血虚。若参、芪之属，治气虚最宜，倘血虚用之，则使阴血虚耗，反而增
病。对于气血之作用，朱氏指出：“人以气为主”，“阳（气）宜降，血
（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表明气与血关系至为密
切，必须善于调摄。根据前述观点，说明朱氏在气血痰郁四方面的论述很
有特点，他能区分标本，辨证用药，为后世所推崇。
综上所述，丹溪学说诞生于元代中期，兴盛于元代后期及明代，无论
在医学界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著名学者如宋濂、戴良等，
对丹溪学说都充分肯定，认为可与金代三大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并
列，这也就是以后所提的“金元四大家”。
朱震亨的许多弟子，后来都成为著名医家。如赵以德（良仁）师承朱
氏学说，著有《金匮方衍义》，对杂病颇有发挥；戴思恭（原礼）补著其
师《金匮钩玄》，自著《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不但总结了丹
溪学说，并加以阐发，为世人所重；王履（安道）著有《溯洄集》，他结
合张仲景的《内经》要旨，发扬了朱氏学说，使丹溪学说兴盛一时。明清
时代，医家刘纯、徐用纯、王纶、虞搏、程钟龄等亦多吸收朱氏学说，特
别是朱氏重视的“滋阴”学说，对后世医家影响至巨。
朱震亨的学说不仅在国内受到医家重视，同时也受到日本医家重视。
1487 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日本医家田代三喜曾在我国留居12 年，
专攻李杲和朱震亨医学，返国后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