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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我和阿苏走。”叶莲子不用想。她要是有别的出路还可以想一想何去何从，她现在只有一条路，并且非走到黑不可了。
比起某些男人，顾秋水毕竟还有些文明度，事先还能与叶莲子进行谈判，勿谓言之不预地让叶莲子“想好了”，换了另外一些男人，还可能扔下她们就走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将来叶莲子的遭际是好是坏，都是她咎由自取。
顾秋水没有对叶莲子说到阿苏的慷慨解囊，他不好意思，堂堂一个东北男人，花女人的钱是太丢脸了。
这段内情叶莲子一概不知，还以为顾秋水对阿苏是万般宠爱在一身，越发觉得自己是猪狗不如的了。
沦陷后的香港水、电、粮奇缺，他们趁着日本人以赶走难民来解决香港水、电、粮荒的办法；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初逃出了香港。
先坐小船到广州湾，在小旅馆里住了几天，因沿途常有强盗出没很不平安，逃难的人群总是凑多了再走，也能有个声势壮壮胆子。
人们徒步而行。那真是一条混浊的人流，与歌舞升平的香港是大不同了。
人们尽量掩盖起本来的面目，可从他们肌肤的色泽上、步履上、作派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在香港吃的是什么馆子，在哪家店里买的衣着鞋帽……顾秋水就想，日本人是真看不出来，还是给他们一条生路？
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吴为太小，老让叶莲子抱着，叶莲子本来身体就弱，又不敢让顾秋水代劳，只好抱着吴为一步一步奋力往前挨，看着就落在了众人的身后。
谁能等她！死亡这时候是用脚步量的，每快走一步，就早得一步安全、不但叶莲子脚上全是血泡，连顾秋水这样行伍出身的人，脚上也磨起丁血泡。好在阿苏生在广东，从小赤脚走路，有关脚的考验从来难不住她。
顾秋水只好雇个滑竿，让抱着吴为的叶莲子坐，他和阿苏步行。
走了几天，顾秋水也受不了了，不时和叶莲子换乘一下滑竿。阿苏和叶莲子就走在滑竿的两侧，就像她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那样，尽量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
顾秋水坐在滑竿上想，阿苏出路费，他和叶莲子却轮流坐滑竿，阿苏会怎么想呢？可他又不能不坐，他的脚太疼了，疼得他真想把两只脚扔了。
顾秋水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有份不多不少的良心，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常常感到难以两全：怎么才能让自己怀里拥着这个的时候，不觉得欠着那个？怎样才能让自己和那个睡的时候，不觉得欠着这个？……他无法两全。既然不能两全心里就有些愧怍。因为是在路上，又没有一个机会、场合让他来安抚阿苏，这愧怍就更没有办法化解。
所以他迁怒于叶莲子和吴为就理所当然。要不是她们母女的拖累，哪怕他从头到尾坐滑竿，也不一定对阿苏有这份倍数翻番的歉疚。于是就不断找茬儿，骂叶莲子、打吴为，打得吴为一路不断号哭，同路逃难的人无不讨厌这个爱哭的小丫头，她使他们烦乱的心情更加烦乱了。
有几次顾秋水对阿苏说：“阿苏，你来坐一会儿吧。”
阿苏轻轻地摇摇头说：“你坐。顾秋水也就不再让了。
简短的对话里是无比的默契，不用搂、不用抱，就足以分出亲疏。
叶莲子又是一阵心酸，顾秋水现在不但不再用这种声调和她说话，甚至连话都不跟她说了。叶莲子走在滑竽这边，咬牙切齿仇恨着自己不能扭头就走，远离这种屈辱。阿苏在滑竿那边想，以她的地位来说，哪儿有让顾秋水走路自己坐滑竿的？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下女，如今顾秋水能把她放在叶莲子之上，她已经满足了。叶莲子坐一会儿滑竿就坐一会儿吧，她抱着吴为呢，吴为到底是顾秋水的骨肉。阿苏喜欢孩子，可是她和顾秋水过了这么多日子，却生不出…个。要是能自己生个儿子，这一辈子不说十全十美，也差不许多了。
2
终于到了桂林。
到达桂林后，顾秋水一家终于可以分房而居。叶莲子也有了一方之地，可以像耗子躲猫那样躲着顾秋水，除了操持家务，整天躲在房间里不敢露面，一言一行全看顾秋水的脸色行事。顾秋水自然也再听不到她的梦魇，一时没有了寻衅的理由，反倒让他有些失落。
不过他总会找到新的理由，而且这理由来得很快。
比如工作开展不顺利，受到他人的轻视，经济没有了来源……
到达桂林之后，金奉如也比在香港多出许多烦恼，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顾秋水的关系反倒比在香港时和谐。
除当地一批文化人士，桂林还云集了从香港逃出以及从上海或重庆转移过来的进步文化人士，且色彩纷呈，各有各的小圈子。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国民党，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共产党，只有民主党派不往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或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里混。但民主党派的花色更为齐全，不但共产党对它有兴趣，国民党也对它兴趣有加。
桂林虽属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范围，李济深当时也在桂林，但因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政治空气比较宽松。
也许因为政治空气比较宽松，各派各系文化劲旅之间的鏖战，也就并不比前方的抗日战争逊色，互相指责对方“左”或“右”，清谈革命形势前程，自诩文化盟主、革命领袖……难怪有人说文化人是贱种，宽松不得。
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不过就是在桃园的七星岩茶馆、湖南饭店，或在美丽川菜馆那些地方空谈一番。大都穿一套白帆布西服，戴一顶法国便帽，拿一根手杖，连顾秋水也到寄卖店买了一套白帆布西装穿上。这套帆布西服叶莲子一直随身带着，哪怕失业挨饿也没有送人当铺，倒是一九四九年后，被吴为改制为一个书包，上面还用毛线头绣万九朵红花。金奉如忽然多出不少顶头上司，谁都想指挥指挥他，他忿忿地想，不过因为他工作在民主党派。最让金奉如看不惯的是一位号称诗人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位诗人到底写过什么诗。他忽而将大家’召到一起，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好像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形势就在他口袋里装着；时而打探来了哪些新人，为什么不到他这里拜码头；甚而视自己为文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不但统领文化界的大事，连谁请谁吃饭，谁发烧拉肚子都必得向他报告。如果哪个饭局忘了他，他很可能亲自出马，到饭局上指手画脚一番；每日检查报纸杂志，如果头条不是他，那么那家报纸杂志不说永无宁日，至少也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有宁日。
另有一位文艺理论家，麾下麇集着几位被男人始乱终弃，并以“身体写作”，或以“革命加爱情”为题材写作的女艺术家。’他们着重于政治手段的应用，不但可以捧红某个听“招呼”的人，也可以棒杀某个不听“招呼”的人，自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对麇集在诗人麾下的文化人土，不是排斥就是封杀；时而指责某位是奸细，时而定性某位是国民党特务，闹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顾秋水以他到过延安的罕验，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那位文艺理论家似乎更有来头，也就未能免俗地紧跟。文艺理论家自然向一些报刊推荐顾秋水的文稿，他就在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为宗旨的《力报》上写些小文章，挣点稿费混饭吃，——就像包天剑将他扔在香港，没有找到饭辙之前；靠赌博赢点小钱混饭吃的状况一样。颐秋水一辈子也没有过正当的职业、正式的收入，也许有过当作家的愿望，可是他华而不实，吃不了苦，沉不下心。当时桂林物价奇高、物资奇缺，连邹可仁也是卖了父亲帽子上的一颗翡翠“帽正”，得了二十万元，才渡过难关。顾秋水一家生活更是困难，勉强有口饭吃。偶尔吃：，顿小豆大米干饭，再有一个凉拌黄瓜，吴为就觉得好得不得了了，老对叶莲子说：“妈妈，我要吃豆干饭。”
更不要说顾秋水的处境如何狼狈。邹可仁对他该用的时候用一下，没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理他，但他还是没脸没皮地跟着邹可仁。不没脸没皮又怎么办？他有不没脸没皮的本钱吗？尽管没有任何政治或物质资本，却还有个从政的小野心，只好忍气吞声、卧薪尝胆，鞍前马后、跑跑颠颠，只盼着有朝一日邹可仁得势，他也就能水涨船高，得惠一二。两位霸主比拼的结果，以诗人出逃而告终。一位出身学生酌桂系军阀姨太太，在一次文化活动中听到诗人朗诵，那首爱情诗让姨太太泪流满面，在她看来那首爱情诗已与高大魁梧、玩世不恭的诗人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就像桂林泛滥一时的流行小说，更似张恨水早就写过的《啼笑因缘》，闹得满城风雨，姨太太被军阀一枪毙了之后，诗人闻风而逃。
顾秋水对金奉如说：“我就不明白，他们不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吗？为什么还这样互相控制、互相排斥、互不承认？”金奉如没有回答，顾秋水的话不利于团结；可是金奉如也没有反对，不如说，顾秋水的话说出了他不便说出的想法。的确，不论诗人还是文艺理论家，金奉如都非常反感，可是他们谁都好像可以指挥他。一九四九年以后，诗人不知道又从哪里冒了出来，可就像是泄了元气，不断被文艺理论家用各种名义修理。文艺理论家却在文化界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直到一九六六年那场“大革文化命”的政治运动中才轰然倒下，从此从文化领域退隐，并与诗人成为无所不谈的莫逆，人们常常可以在各种过气的文化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当然，人们也不再提起桂林的往事，好像忘记了，也好像与旧生活一起埋葬了。
于是金奉女埘而到顾秋水家里坐坐，时而与顾秋水到哪个咖啡店喝杯咖啡，也就与叶莲子熟悉起来。到了晚年，每每看到二十世纪末文化人的一出出闹剧，金奉如总是笑笑：过了几十年，怎么没有一点儿翻新的玩意儿？他们自己不腻烦，看的人可早就腻烦了。
邹可仁不是吴为，一碗小豆大米干饭就能交代。
穷则思变。他让顾秋水设法再回香港一趟，因为有一部分党的经费和他个人的财产还存在华比银行的保险库里，不论从组织的活动还是个人生活来说，都需要这些钱。
回香港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能知道，否则人们为什么千方百计逃离香港！
顾秋水能拒绝吗？
那要首先问问：他有钱吗？有地吗？有一技之长吗？杀过人、放过火吗？……除了命，一样也没有，所以只好卖命。从一个小兵爬到现在，靠的就是替他人卖命。为人卖命可不就是他的职业？能活着就是白捡的便宜，当然不死最好。
卖命的职业，为他锻炼出足够的冒脸经验——先回到不久前通过的广州湾，再搭船去澳门，通过一位“洪门”老先生找到走私贩子，与三十多名乘客黑夜里搭乘走私贩子的木船偷渡过海峡，在九龙后山一带登陆。刚登陆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一批持枪烂仔拦劫，乘客们的财物全被搜掠一空，顾秋水只好步行经元朗、乘公共汽车到九龙街里，途中还通过了日本人的一个哨卡和一个防疫卡，注射防疫针后才被放行。在九龙弥顿道一个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