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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
“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
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
有好几次韩木林还给她酒喝，那些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各个拍手叫好。
要是她没让开水烫着，要是她没拉肚子，要是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只能说她运气好。
可她就是要回到妈妈和小姥姥那里去。幸亏韩木林背对着她。禅月继续在那堆衣物下找，终于找到了她的帽子，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没有什么特别，不会惊动那伙儿打扑克的人。
现在只剩下把大衣从箱子上拽下来了。禅月用力一拉，大衣就从箱子上滑了下来。她也就势蹲下，以为韩木林一定又得大吼一声：“禅月，你干什么呢？”可是韩木林没有吼，他们正在算得分。她抱起大衣，打开房门之前又回头看了看打牌酌人，他们还在算分，在那张小桌子上，四个男男女女的头差不多顶在了一起。禅月轻轻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她得把门关好，不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
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
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
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
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
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
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
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
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
“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
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
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
“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
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
“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
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
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
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
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
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
火车开过去后，又跟着人们一起向前拥，有一条腿绊住了她，她侧歪了一下，撞在另一条腿上，可是她没有摔倒。
等到看见胡同口卖豆浆油条的小铺，禅月就觉得不那么累了，等到又在胡同里看见虎子，她觉得一点也不累了。
她就这么回到了家，看到了她想念的小姥姥和妈妈，那时禅月只觉得这一趟经历挺好玩，并不懂得这是她与小姥姥和妈妈的一份缘。更不要说禅月渐渐长大、越来越懂得羞耻之后，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不称职、多么丢人现眼的母亲。但她无怨无悔地伴着吴为，把自己的生命、尊严和吴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但用她的小手搀扶着吴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荆棘之路，并勇敢地捍卫着她。
这样的女儿世上怕也难找。如果没有叶莲子那副老肩膀和禅月的这副小肩膀保护着吴为，为吴为分担那些凌辱的伤害，吴为怕是走不过这条路了。所以当韩木林委托朋友到学校看望禅月，对她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
禅月才会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她以此向那朋友，也等于向韩木林表示，她不是不明白吴为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因此，谁也别想再欺凌那个是人就能欺凌的吴为。
等到吴为成为作家之后，禅月反倒不再像从前吴为备受凌辱时那样，总是冲锋在前护卫着她，而是隐身在后。在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问禅月：“听说作家吴为的女儿就在你们系读书？”
禅月脸上哪怕最敏感的肌肉，也不曾牵动丝毫，回答说：“不知道。”
直到大学毕业，也没几个同学知道，她是吴为的女儿。
知根知底的朋友有时就会说：“禅月是太心疼你了……要是枫丹也能谅解一点你的难处，不到处张扬是你的私生子就好了，她对这个人世的险恶也该有点了解啊！”
“只要能抵消一点儿我对枫丹的罪过，不论她怎样待我，我都心甘。”
怎么能这样要求枫丹？
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冷漠和歧视，恐怕得从枫丹出生一直纠缠到她这一生的结束了。吴为至少还有叶莲子和掸月的保护，枫丹呢？养父养母待枫丹不薄，但谁能顶替一脉血缘的牵系？
谁又能为枫丹修复无父无母、独自漂流闯荡的创伤？
枫丹又有什么义务继续承担这无由无根的尴尬？
她能如此对待吴为，已经是对吴为极大的恩典了，吴为难道不该对她感激涕零吗？
韩木林抄起一个方凳，一凳子把叶莲子砸昏在地。
叶莲子当然想不到在顾秋水之后，还有一个与她什么债权关系都说不上的男人，对她拳脚相加。
公寓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门窗后，贴着公寓里所有的耳朵。
韩木林家里的架天天打，一打几年，持之以恒。
起先人们还拦一拦。一个女人被打成这个样子，总是可怜的。
后来人们就不拦了。人们先是从韩木林的咒骂里得知了吴为挨打的原因，而后又从街道居民大会上了解到全貌。
她们的家具不多，所以三人只能横睡在大床上。禅月睡当中。
牛夜里，禅月有时被叶莲子的哭声惊醒，有时被吴为的梦话惊醒。
开始禅月有些害怕，后来发现这对小姥姥和妈妈不但没有什么伤害，反倒和白日里窝窝囊囊的她们大不相同。好比叶莲子在梦中的哭叫，前半部透着由恐怖而生的绝望，后半部就变成了哭号和争辩，最后从绝望生出拼死一战的嘶号。而吴为在梦中却是胸有成竹，所向披靡。
慢慢地，掸月习惯了她们在梦中的生活，不声不响地躺在小姥姥和妈妈中间，静静听着，从不打搅。只是眼睛眨呀眨的，一心想着长大之后，怎么才能在梦里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怎么才能让小姥姥和妈妈在梦中也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
她又慢慢懂得，她们在梦里，才能有那么点随心所欲，那么点成功。
好不容易！
屋子里还有三个窗户。一个窗户朝南，一个窗户朝西，一个窗户朝北。听风楼似的。
大床横在北窗下，西窗下冬天放煤炉，又取暖又做饭。到了夏天，煤炉就搬到屋外的南窗下。叶莲子搬，或者是吴为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