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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有1000多人挤进了斯坦福大学纪念堂来表达敬意。来自惠普公司的员工以及前行政人员也参加了，包括卢·普拉特和坐在他旁边的安杰伦公司的总裁内德·巴恩霍尔特。卡莉·费奥瑞纳也出席了活动，她倾听着致词，脸上露出崇敬和敬畏的表情。在悼念活动之前她提交了商业计划，这一举动要么被视为是亲切之举，要么被视为是放肆之举，关键看大家如何想。但是对于所有来自惠普公司的听众们来说，敏感的观察家一下子就注意到公司的管理层谁都没有被邀请发言。相比之下，5个发言人中有3个和休利特基金会有关。生前，比尔·休利特曾被认为是一个商人。死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则称他是一个父亲和慈善家。
在悼念仪式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戴夫·帕卡德的儿子，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他不时逗趣，讲述他妈妈在1938年写的信，信上说她不知道戴夫和比尔那点投资能不能有什么结果。他还提了个概要，不久后便成为维护旧制度的根据。戴维·伍德利·帕卡德说：“我很难相信……惠普现在竟然不生产仪器了。”在讲话的结尾，他朗读了惠普员工在他父亲于1996年去世时写给他的信。一些人赞扬休利特和帕卡德是不朽的人——言下之意就是后来的所有总裁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一位员工这样写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在为《财富》杂志的一家50强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内心一直觉得，我是在为比尔和戴夫工作。”
最后，休利特的五个儿女演唱了他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帮助，永世不衰”。几个月后，他们便开始新的工作——整理刚刚过世的父亲的地产项目。比尔·休利特过世时，他已经将大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基金会，但是他的地产项目仍然控制着惠普公司1。12亿股，按当时的价值为34亿美元。几乎所有这些财富最后都将注入休利特基金会。在检查遗嘱之前，这些股票将保存在休利特信托基金中，由沃尔特·休利特和74岁的埃德温·布朗克霍斯特联合管理，其中后者是惠普公司70年代和80年代初时的财政总监。实际上，沃尔特·休利特是信托基金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家族基金会的主席。
等到比尔·休利特过世的时候，休利特基金会已经发展到有47名员工了，每年向很多领域发放500笔拨款。基金会为12个提高贫困地区父亲的责任感的项目提供资金，还为9个推动记者报道环境问题的计划提供资金。它还专门拨款45万美元，帮助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整理并分析马丁·路德·金的论文。还有一些拨款项目，不仅支持一些老牌的艺术团体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还支持在伯克利和加州的一些拼凑起来的实验剧团。其中最出名的一个计划就是基金会拨款550万美元给麻省理工学院，让它把所有的大学课程材料免费搬到网上，这样全世界的贫穷学生就能通过因特网，获得顶级美式教育。
三位家族成员——沃尔特·休利特、姐姐埃莉诺·休利特·吉蒙和妹妹玛丽·休利特·杰夫——出任基金会10人董事会中的董事。他们并不负责慈善工作的具体事务。日常的决定是由基金会的主席、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保罗·布雷斯特做出的。不过比尔·休利特热爱自然的特点遗传给了女儿玛丽，从而促使基金会每年筹集2000万美元，用以保护陆地。拉丁美洲是另一个成熟的项目，反映了比尔和沃尔特·休利特的兴趣爱好。沃尔特·休利特还做出了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建立了另一个总值1亿美元的弗洛拉家庭基金会。这样，21个家庭成员，包括比尔的12个孙辈，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数额不大的拨款项目，不会损害大基金会的任务。其他的董事都表示赞同。正如一名董事所说：“有朝一日，这些孙辈将接替他们叔叔阿姨在基金会里的位置。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学会当一个慈善家。”
有一个人每次都要参加休利特家族的董事会议，这个人就是来自博伊西的一位重要客人：迪克·哈克博恩。2000年，在外人的眼里，这位惠普公司打印机部门的首脑就是卡莉·费奥瑞纳的良师益友。通过在休利特基金会的董事会工作，哈克博恩也在默默地为沃尔特·休利特扮演着导师的角色。休利特基金会的官员戴维·洛里回忆说：“迪克是个考虑实际的人，知道该如何做完一件事。在董事会议上他说话并不多，但是只要他开口，大家就都会听他的。迪克似乎也很喜欢谈论比尔·休利特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措施。沃尔特几乎从来不提他的父亲。每次董事会上，迪克都会向后一靠，说，‘你爸爸也会这样想的。’”
迪克·哈克博恩非常了解比尔·休利特，不单是把他当作老板，而且还把他当作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人，喜欢把心事倒给年轻的知己。比尔·休利特的两次心脏病——一次在70年代末，一次在80年代末——都是在遥远的爱达荷州滑雪胜地度假时发生的。而迪克·哈克博恩每一次都是第一批来到比尔·休利特床前的惠普高官中的一员。在休利特恢复健康期间，二人会促膝长谈几个小时，话题往往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每次谈话之后，迪克·哈克博恩就对比尔·休利特更增加一份了解，不单单是业务问题：他知道这位老人对生活的看法。所以1993年当迪克·哈克博恩宣布要从惠普公司退休时，比尔·休利特竭力邀请他到基金会的董事会工作，想拒绝都不行。比尔·休利特解释说：“我想要一个真正了解做生意，特别是惠普做生意的风格的人。家族需要这样一个人。”
第六章 亿万富翁的遗产留给孩子们的一张蓝图
戴夫·帕卡德的确留给孩子们一张蓝图：一张有8页纸的信，题目叫《关于帕卡德基金会的一些随想》。他是在80年代末刚刚做完背部手术时写的，之后在家庭顾问反复的请求下只是稍做了一些修改。在他的信中，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们确保基金会全力关注惠普公司的股票。他说，你们要“全然不顾”华尔街投资者的建议。股市上短期的赢利或损失不应该影响到每个人的想法，不要考虑该不该继续持有惠普的股票。他写道，基金会的理事应该考虑“对公司，对职员，对惠普所在的每一个社区的影响。”
戴夫·帕卡德还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世界人口问题应该成为基金会首要解决的问题。他警告说，如果目前每年2％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人类将面临全面的混乱……我们基金会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尽我们的所能，把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降低到适当的水平。我们必须支持堕胎和其他任何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政策。”
这封信最符合戴夫·帕卡德：坚强、理由严密、说服力强。但是，当四个孩子接受这个新任务时，他们做出了第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人口问题仍然是基金会工作的一个重点，符合环境、人口、科学和教育这“四大”任务。但是帕卡德基金会不会成为马尔萨斯学派的工具。所以，在尽可能向其父亲表示敬意的前提下，孩子们决定开辟自己的道路。
苏珊·帕卡德·奥尔定下了新的调子，在她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负责策划战略问题和筹备会议。她是帕卡德家族中惟一拥有MBA学位的孩子（1970年的斯坦福大学）。她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取笑过她获得的这个学位，说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机会使用这个学位，但是起码它能帮助你搞懂你丈夫在做什么。”戴夫·帕卡德的男性子嗣一度缺乏远见。不久，苏珊和她的同事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包括雇用更多的项目官员，提高拨款的平均款项，重新招募一个熟知如何经营大型公司的新总裁。基金会聘请了理查德·施洛斯贝格（《洛杉矶时报》的前发行人）担任基金会的总裁之职，接替科尔伯恩·威尔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驱，从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开始为基金会服务。苏珊自己或许也有一些高见，但是她创造了一个框架，让其他人的高见能够在这个框架下萌动、发展。
不久，一个可以和戴夫·帕卡德相提并论的好主意渐渐成形。1997年，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传言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海岸线可能要被出售给一些开发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保留下来当作荒地，但是这需要耗费4200万美元才能做到。帕卡德基金会会介入吗？“当然会”，这是南希·帕卡德·伯内特和朱莉·帕卡德·史蒂文斯肯定的回答。帕卡德家族一直都是虔诚的环保主义者，帕卡德家族的两姐妹从小时候度假时就知道这一片海岸。两姐妹和帕卡德基金会的顾问迈克尔·曼特尔、再加上朱莉的丈夫罗伯特·史蒂文斯为基金会起草了计划，筹备了一半的资金，另外一半则从其他私人捐助者来。一年之后，事情完成了。圣克鲁兹以北的6英里海岸线又叫老海岸牛奶场被移交给加利福尼亚州，永久保持野生的状态。
后来，帕卡德两姐妹和罗伯特·史蒂文斯为了庆祝，专门到这里远足，在这块土地上吃野餐，念出植物的拉丁名字，欣赏着夕阳西下，没入太平洋时的美景。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景色。这里再也不会是商店、住宅林立了；这里将永远成为野花野草的安静的家。
基金会的董事迪安·莫顿几年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我们在环保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花大价钱买下这块土地。这是我们能做的最永久的事情。”在五年间，帕卡德基金会共斥资1。75亿美元，总共在加利福尼亚州购买了250多万英亩的濒危荒野。购买的土地从太平洋海岸到塔霍湖附近的山地。历史学家称，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个家族所做的最大一次环保行动。这次行动让人们想起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洛克菲勒家族将其大部分西部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了联邦政府，创造了一些公共财产，如大特顿国家公园。
不久之后，苏珊·帕卡德·奥尔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好主意。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自从1991年起一直在接待病人，但是几乎是从一开始，这家医院的巨大潜力就因为院方高层的争吵不休而受到了阻碍。帕卡德家族的人认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院对待这家医院就好像是在对待一个没人喜欢的继子。医学院并没有聘请技术高超的儿科医生专门来这家医院工作，而是依赖学院里某些治疗成人疾病的医生来处理儿科的病例。他们的确很精心，但在美国最佳儿童医院的排行榜上，帕卡德医院甚至连头十名都进不去。戴夫·帕卡德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但是他的愤怒并没有产生什么用处。医学院的官员有他们自己要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