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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特太太介绍说，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女孩是她的女儿。
然后她问：“警官，有何贵干？”
“贝尔特太太，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说。
贝尔特太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她说：“是不是我哥哥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回答，“是你丈夫。”
她的脸色恢复了红润，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她如释重负似的。
“哦，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反应好像并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出不必绕圈子说出这个噩耗，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
“今早珠宝店遭到抢劫，你哥哥没事，但歹徒杀死了你丈夫。”
她眨眨眼睛，但脸色没有变，只说：“哦！”便沉默不语。
那男人说：“这下解决了你的难题。”
贝尔特太太责怪地说：“你怎么这么说。”
“你难道希望我痛哭不成？”他说，同时看看我，“对不起，警官，贝尔将并不是我的朋友，他在离婚起诉书中把我列为通奸的共同被告。”
我离开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吃了午饭，我到法院去看贝尔特夫妇的离婚案子。
档案里有贝尔特的起诉书，但没有贝尔特太太的答辩书。他们之间的不合，不只是鲍伯所提的“吵架”，贝尔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极具报复性。
他的起诉书附有他太太和她的男友在旅馆约会的照片。离婚理由是妻子与人私通，不给赡养费，同时请求将女儿给父亲监护。他请求不许孩子的母亲有看孩子的权利，理由是母亲不道德。
我离开法院后，坐在汽车里沉思了很久。
鲍伯惊人的观察力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许他对歹徒的详细描述根本不是观察出来的，而是幻想出来的。
我开车回富兰克林大道，珠宝店的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走进隔壁的当铺，问老板：“你知不知道隔壁他们是不是有枪？”
他有点儿吃惊，然后想了想说：“嗯，是的，好久以前，他们一开业，贝尔特先生就在我这儿买了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贝尔特先生买的，而不是鲍伯买的。”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我问。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还卖不到一打枪。”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账本，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名字，最后终于停住。
“这里，”他说，“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贝尔特，伊金街一七二六号，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制造号码二三一八四O。”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板好奇地问。
我回答得很含糊：“只是例行公事。”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防备万一，我安排人去珠宝店后面细查各个垃圾筒。他们没有发现什么。
在没有获得贝尔特死于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还收到一个有拉线的皮袋，袋里附着邮局的信。信上说，这是从距珠宝店两条街远的邮筒里拿出来的。袋子里面装有存款的原条——副本在我手里——两百三十三元的支票，还有现金。
我和组长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离开时我口袋里有三张搜查证。
我打电话找到鲍伯，他说他准备股东下葬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枪。”
鲍伯迷惑地看着我说：“警官，这里没有枪。”
“鲍伯先生，你妹夫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他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贝尔特太太和女儿已不在那里，鲍伯说他们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彻底地搜查了公寓，那里也没有枪。
我们又去了他妹妹那里，同样仔细搜查一番，没有任何结果。
贝尔特太太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哥哥没有显出这种好奇心，我相信他心里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们兄妹解释我的看法。
我说：“鲍伯先生，对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里结了一周的账，只是你没有把现钞放进皮袋里，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后，你开车到两条街以外，往邮筒里丢下皮袋，在你妹夫走上班前回到店里。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开店门，一直到你开枪打死了他，藏好枪后才开的店门。因为你不愿冒被顾客发现的风险。”
贝尔特太太低声说；“你一定是疯了，我哥哥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肠最软的人。”
“对你和你的女儿他是一个心肠最软的人，当他所钟爱的人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变成老虎。贝尔特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离婚起诉书。”
贝尔特太太看看她哥哥．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后者勉强装出微笑。
“你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他说，“警官猜测错误。”他挑战地看着我，“警官，枪在哪里？”
这是个难点．我找不到证据。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幻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打电话给鲍伯说：“鲍伯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你妹夫的人。”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是我们要逮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吗？”
他回答前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就来，警官。”
我们让这位矮小的珠宝商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的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都穿着茶色长裤和茶色皮夹克。
头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细细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鲍伯，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我向组长喊道：“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组长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他说：“曼尼，你在哪里工作？”
“福利建筑公司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五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三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组长说，“退后，第二个。”
他用同样的话问其他四个人，但是鲍伯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鲍伯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里，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珠宝商舔舔嘴唇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头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说：“你在富兰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说你是个软心肠的人，鲍伯先生，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那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五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鲍伯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响力的公民，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就像我们对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做！”鲍伯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无辜的人！”
他的脸色苍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着说：“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认谋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楼的洗手间遇到身材瘦高的大卫。他已经摘掉黑色假发和假鼻子，正在洗掉手背上蛇和心的纹身。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没有那种破案后涌上心头的快感。
好几年来，我利用人们的贪婪、恐惧、报复等心理使嫌疑人就范，但是，这是我头一次利用嫌疑人爱护别人的心理破案，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干这一行？
《 完 》
花生仁儿
晚饭后，他们在饭馆前面的街上逮住我。我以为他们可能发现了我今天早晨打开门，放走杰克逊先生屋后的猎犬。
但是他们没有问那事。
从饭馆驱车到警察局的那段短短的路程中，他们根本不说话。
到警察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尼克松警官正坐在办公桌边，其他一些警察也在，他们看我的样子怪怪的。
“嗨，花生仁儿，”警官说，“坐下，我们要和你谈谈。”我坐下来，等候着。
尼克松警官看来有点儿不高兴，他问我：“花生仁儿，今天下午你在哪里？”
我的名字叫威廉，但是镇上每个人都叫我“花生仁儿”，因为我爱吃花生。
我思索着警官的问话，我本来以为他问我有关杰克逊先生的猎狗——或者是有关两天前我放走街上廉价店铺笼里的两只白兔的事。
我说：“我先在我房间里，然后我出去散步。”
“你到哪里去散步？”
我等候着，一直到我清晰地回忆起来。我告诉他：“我先在镇中心走了走，然后顺泰易村路到河边……然后，从那里沿河床走。”
“为什么？”
我不懂他的问题，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到河边去？”警官问。
“我喜欢那里，”我说，“那里风景好又凉快。”
“你去那里看你有兴趣的人，”另一个警察说，“比如看年轻女子游泳。”
警官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然后问我：“你在河边做什么？”
我闭上两眼，以便记忆清楚些。
我可以看见河水在绿油油的两岸间平静地流着，太阳在远处的山丘上，鸟儿在歌唱，在飞翔——我喜欢看它们飞翔，自由而逍遥。但是警官没有问我这方面的事。
我说：“我沿河岸向南走了一会儿，有时候我停一会儿，但我大多时候只是走，一直回到镇上。”
“在那里看到什么人了吗？”
“看到了。”
“你看到谁？他们在做什么？”
“我看到几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在小水坝上游的河里游泳，他们玩得很愉快。”我停住了。
警官说：“说下去，花生仁儿。”
我不知道他要听什么，等候着。
我身后一位警察嫌恶地说：“把这个大笨蛋交给我，我来叫他说话。”
“你知道得很清楚。”警官对他说。
“他们把她送到停尸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