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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之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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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5节:天坛(图)1

  早在先秦,国家的大事就被确立为两项:战争与祭祀。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和人口,获得利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祭祀,报功德于天地祖先,为战争求得一个正义的名分,从精神上维系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和同情。  所以“法天敬祖”历来是中国最高的祭祀。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观,殷周以来,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尽管传入了佛教,产生了道教,但都未能取代天地鬼神信仰的位置。历代帝王都祀天地,建封禅,表示受命于天,时常根据某种自然现象改正朔,易年号,借此达天意,企望得到天的佑护。  为什么要祭天呢?这牵涉到中国文化中关于最高权力来源的古老信仰。孔子在《论语》中说,尧为帝之后,一切都效法至大至高的天,因此他的功德像天一样“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可见在尧以前,“贞天道而立人极”,就已成当时社会的主要宗教意识。夏代开始,“天下为私”,帝王为天子,受命于天且“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应运而生。商代夏,周代商,社会现实说明天命可违,于是宗教思想发生变革,“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的新的神权理论产生。帝王违“德”,必受“天”罚,“天命”也就向“有德者”转移,这就叫“革命”。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说:“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无天命,有力者皆得为矣。”因此,祭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重要的职责,也成为他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神学认可。  最高级别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祭天大典,是到泰山建封禅。但泰山封禅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故帝王轻易不敢为;且路途遥迢,亦无法固定为定期的仪式。于是明代开始建圜丘于京师,每年冬至,帝王率文武百官,燔柴于圜丘之上,奠帛上告于天:“昊天在上,我祖在侧,我奠我币,于焉;昊天在上,我祖在旁,我奠我币,于焉皇皇;天佑皇祖,锡我民祜。”奠毕,钟磬金石之声大作,众歌《圜丘乐章》:“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民兮永康……”除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帝王在来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还要到天坛祈年殿“恭祀上帝,以祈年谷”。后有朝臣认为这同先农坛亲耕是一个意思,也就不再作为常制。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5节:天坛(图)2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组群,所用的建筑数量是很少的,主要建筑只用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和“斋宫”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的尺度也并不高大,但却满足了祭天礼仪的功能要求,造就了肃穆静谧、超凡出尘的环境。这是怎样在建筑学上体现出来的呢?  站在圜丘台面上,升高的视点和压低的墙,使覆盖这里的天穹显得分外辽阔高崇。在祈年殿庭院里,三重檐攒尖顶的圆殿,兀立在三重宽大台基的祈谷坛上,周围的矮墙隐了下去,天穹同样显得特别广阔高爽。行进在长长的丹陛桥甬道上,两旁的柏林压得很低,看天的视野非常开阔,形成了持续地感受高阔天穹的独特境界。这样一来,由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丹陛桥组成的天坛主体建筑仿佛整个儿飘浮在茂密古柏的绿云之上,不仅显现了宏大的天穹,而且造就了置身仙境的幻觉。  作为祭天的建筑,天坛在艺术上需要突出地表现“天”的崇高、神圣,但它并不使用过多的建筑和超级的体量,而采用超大规模的占地(约为紫禁城占地的三倍多)和超级的绿化,调动非建筑要素来塑造天坛所需要的宏大宁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种“抟虚成实”的手法,深得中国美学之三昧。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5节:天坛(图)3

  有意拉大祈年殿和圜丘两组主体建筑的南北距离,突出轴线长度,并将轴线处理成高出地面的很长很宽的甬道——丹陛桥,这种把虚线实体化、实物化的艺术处理,实在高妙。  以重复的手法来扩大建筑形象,以极少的代价来增强主体建筑的分量,是天坛建筑的又一种艺术手段。祈年殿的殿身并不很大,由于顶上层叠着三重檐的攒尖顶,基部重叠着三层台基,大大扩展了祈年殿形象的高崇宏大。圜丘自身只是不很大的三层圆台基,由于环套着一圈圆形的墙和一圈方形的墙,枋上饰以大朵云彩,墙上覆盖蓝瓦石门,圜丘的整体形象被大大延展了和升高了。  一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化,总有它的象征符号。天坛的平面形象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它的内外墙垣都是前方后圆;所有的殿堂台基,也完全是圆形建筑,主体建筑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这是几何图形象征。圜丘石坛的层数、径长、栏板数、铺地石板数表征天的阳数,是九的倍数。祈年殿三层台基三重屋顶,九级台阶,也是象征天的阳数,即“九重天”。祈年殿的柱子数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这是术数象征。祈年殿、皇穹宇及其周围附属建筑和坛墙的蓝色瓦顶象征蓝天——这是色彩象征。斋宫偏置于主轴线之外,并取面东朝向,这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低于“昊天上帝”的亲缘身份——这是方位象征。  天坛是中国最富有浪漫韵味和想象力的建筑,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天坛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图象。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6节:孔庙(图)1

  过去中国人的堂屋神龛里,总要立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五个字,构成了中国礼教文化的根本,儒家称之为“礼之三本”。“天地”是“生之本”,没有天地,一切生命现象都无从谈起,所以天地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亲”指先祖,“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当代人类的繁衍,所以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公元前511—前479年),以及他代表的礼教文化,皇权作用于政治,礼教约束着社会,二者结合,国家才能大治。  “天地君亲师”中,“师”虽为最末,但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位为至尊的“天地”过于抽象,且经过先秦理性主义思潮和儒家学说的洗礼之后,原始天地崇拜的具体内容都被抽掉了。而“君亲”在时空上又过于具体,“君”限于一代,“亲”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亲”来,又超越一个个的王朝和一个个的宗族。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既是一个人格神,又是一种文化,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立法者”,又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楷模。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过“天地君亲”而成为“礼之三本”中真正的中心。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6节:孔庙(图)2

  皇帝祭孔是从二千年前汉代开始的。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居室立为庙,这就是最早的孔庙。孔子死后,诸侯兼并更无休止,夫子之道不行,当然无人想到祭孔。一直到天下大定的汉代,醉了就往儒生的高帽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但仅仅是拜拜而已,没有给孔子及其后人什么特别的荣誉。自汉元帝开始,才给孔子后裔封侯食邑。至汉平帝,已经作古数百年的孔子才第一次受封号为“褒成宣尼公”。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孔子的地位却并没有被皇帝抬到足以同其比肩。相反,孔子被封王和祭孔形式的固定,倒是热烈信仰道教,并认老子为先祖的李唐玄宗皇帝所为。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偶像从庙中的西墙搬到北墙,朝南面坐下。我们知道,坐西面东是教书先生的席位,而南面是王者之位。唐玄宗还拿出王者的衮冕之服穿到孔子的塑像上,在孔子两旁排列十哲,并配祀其七十二弟子。后来,在“文宣王”封号前面加上“至圣”二字的,是北宋的真宗皇帝,他也是一位热烈信仰道教的皇帝。再后来,在至圣文宣王封号前面又加上“大成”二字的,是入主中原,把儒士贬到“臭老九”地位,班列娼妓之下,并与乞丐为伍的元朝蒙古皇帝。这些皇帝都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释三教并举。作为个人,他们并不喜欢孔子和儒家,却并不吝啬敕予孔子至高无  上的封号。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事,应该说,这是很高超的统治术。  随着孔子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孔庙当然也就要不断重修和扩建,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在曲阜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明、清皇帝虽然再也无法在孔子的封号前加字,却扎扎实实在孔子故里仿皇宫之制,修建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现今看到的曲阜孔庙。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第6节:孔庙(图)3

  孔庙共分九进庭院,主要建筑物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附属建筑作对称式的排列。全庙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共466间。另有54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占地约327。5亩(一亩约等于667平方米),南北长达一公里多。庙的四周围以高墙,配以门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把这样的尊荣给予一位平民教育家,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孔庙的第一大门为棂星门。棂星即天田星,古人祭天,先祭棂星。以此门为孔庙第一门,其含义就是要像尊天那样来尊孔。  孔庙中规模最大、气势最磅礴的单体建筑自然非大成殿莫属。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工程。之所以叫“大成殿”,是因为孟子曾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后来宋徽宗又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殿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中的歇山重檐式,仅次于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庑殿重檐式,代表着一种最高的级别。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尤其是四周廊下环立的二十八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这二十八根石柱中,左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是八棱柱,每柱浅刻七十二条团龙,共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前檐的十根石柱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戏珠,云焰四绕,柱脚缀以山石和波涛。这种雕龙石柱的气派,比金銮殿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是明代敕调微州工匠刻制,但清高宗乾隆来曲阜祭孔时,孔府人员还是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深怕这种气派刺激了这位特爱虚荣的皇帝的自尊心。  孔子是一位富于求实精神的人,又是一位先秦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尽管他提出过治国以孝为先,六岁的时候玩的游戏同别的小孩也不一样,竟是陈俎豆,设礼容,显得少年老成。但是,这位平民教育家是否想过死后将作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一年数度地享受歌舞三牲的祭祀呢?假如他不曾被塑造成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大也最不可亵渎的神灵,依然是平实可亲一介布衣凡人,又何尝会有新文化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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