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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面书房里坐下。她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压住自己的声音说：“那篇文章我早就知道了。本来专署对云山的事一直捂着，可不知怎么刘芳竟然把这文章捅到了省里去了。邹皓昆本来还想去省里解释一下，可张专员说：‘这样保护干部要把我们都牵扯进去的。’邹书记也难啊。专区不能不发，还加了个‘编者按’。唉！怎么会这样不顾前后事实，竟然把问题都推到你身上了呢？”何大羽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我不怪人家，只能怪自己。云山钢铁厂从一开始就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这些事情我早就该提出来，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我只有豁出去了。我必须检查自己的错误，只有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地委可以以我的错误为戒，完全可以把我当成急躁冒进的典型。上级怎么处分都可以，但我必须呼吁要正视当前这种冒进带来的危害。”
心梅看着他疲惫的眼睛，柔和地说：“大羽啊，你现在只能做检查，千万不能再说其他的事。你如果呼吁冒进带来的危害，只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大羽啊，什么事都应该回头想想，必须顾全大局。你是不是再去找邹书记谈谈，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第二天天不亮，何大羽就从县里启程又一次去专区找邹书记和张专员。他一路都在想如何严厉地检讨自己，一定要诚恳平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抵触情绪。
然而何大羽和心梅都错了，邹书记明明在地委，办公室里的人竟说他不在。他开始明白领导已经在回避他，要检讨自己都已经没有机会了。面对残酷的现实，一阵怅然若失万箭穿心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何大羽坐在走廊上，来来去去的干部们好像都没有看见他，面对此情此景，他思绪万千可什么都想不进去。而事实上，他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直到下午，何大羽没等到邹书记，更见不到张专员，他只有带着遍体出血的感觉回到县里。
何大羽回来以后，其他几个县领导也在回避他，新任命的县委书记只和他招呼了一下马上就去了云山钢铁厂。何大羽坐在办公室没找任何人，他知道自己像瘟疫一样已经成了可怕的反面典型。
何大羽也没回家，只想再写份检查，并且也只能按照被批判的思路去写。
当他把这份报告交给专员办公室之后的第三天，专区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刘芳的文章。这文章完全把他的检查当成了活靶子，活脱脱地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反对总路线、破坏大炼钢铁的机会主义分子。然而，何大羽听了心梅的话，既没有再去专区，也没有任何申诉。初步检查，再次检查，深刻检查之后，专署才说等候处理。
在经历了忧愤和心酸的挣扎之后，何大羽内心反而觉得平静了。所有的批判会上他几乎是没有反驳，也从不牵扯任何人。紧接着，地委下达了对何大羽的通报处理，把他下放到另一个县去当了公社的副书记。
第三部分：炼狱席卷全国的大饥荒
1959年春夏之交，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溃堤一般扑面而来。这年四月，李子良也被下放在华岩公社做了粮食仓库管理员，吴秀明也被下放到云山另一面的抱山沟小学去。不到半年，华岩公社库存的粮食几乎都被调走了，饥不择食的农民越来越多，山民们就开始用野菜、草根甚至是树皮来充饥。
九月中，李子良听说省里已经知道云山一带饿死的人太多，专门派人来调查粮食库存情况。仓库主任吴东川把大家招集起来说：“过几天，省里和专区的人就要来了，同志们哪，国内外反动分子现在正在攻击我们，我们不能给大跃进三面红旗抹黑。我们要发扬风格，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高风亮节。”
吴东川下令把已经没有粮食的围囤下面放上糠壳，把仅有的谷子铺在上面，看起来，仓库里有些围墩还是满满的。
作为原来是农业局长的李子良本来心里就窝了一肚子火，他竟然把吴东川叫来说：“这是犯罪的行为！谁叫你们这样干的？”
吴东川当然知道李子良过去是他的领导，他马上笑着说：“我也没有办法，专区的视查后天就要来了，这是上面布置的。”
李子良说：“我们共产党为老百姓打来的天下，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处是欺骗，吴东川虽被吓了一跳，可依然笑着说：“李局长，你现在虽然下放了，我还是要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的情况还是你们弄出来的。”李子良听了这话顿时瞠目结舌，他实在憋不住了，竟捶头顿足地大叫道：“天哪！我现在实在是说不清楚了！我心里痛啊！可你们也不该弄虚作假啊！”
说完这话，李子良回到房间关上门痛哭了起来。吴东川知道自己戳到了李子良的痛处，更怕他在调查的时候乱说话，只有连夜赶到县里。新的粮食局长原来也是李子良的部下，马上带着吴东川去找县委书记尚新宇。尚书记听了仓库主任的汇报也感到有些棘手，上面点名要视察的地方怎么就碰到了这个不懂事的李子良。当汇报到李子良说他们犯罪的时候，尚新宇问了一句：“他是这样说的？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仓库主任说：“当时几个人都在场，我怎么会乱说。他后来还回房去哭了哩。”
粮食局长马上说：“老李是喝了酒吧？”
而县委书记尚新宇却不这么看，很快就给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
就在第二天一早，县公安局来了几个人。他们匆匆问了几个保管员就叫来李子良说：“县里有事，叫你马上去。”
李子良放下手里的活，问道：“什么事？”
任凭李子良怎么问，几个人都不回答，只是把他带上车，一齐去了县里。
李子良被看管了几天，什么人都不许见，一直等到省里和专区的视察组来了过后才让他回去。正当李子良悲愤交集的时候，尚新宇书记却微笑着走来说：“李子良啊，你是个老同志啦。你怎么能说那种攻击党的话呢？我后来过问了，听说你是喝了酒说的胡话。你们仓库的问题的确不少，可也要注意改一改自己的脾气。”
李子良刚想说什么，又突然苦笑起来。他知道自己被拘留的这几天，自然是因为怕他向上面反映问题。还没等李子良开口，尚书记又打着哈哈说：“我马上要去开会了，我看你以后就不要管粮库了，去抱山沟当生产队长怎么样。你爱人也在那里，你们就好好聚一聚。”
而这个时候，云山也进入了最难熬的第二个冬季，农民们已经没吃的了，大批善良的顺民开始眼睁睁地被饿死。而县里又下达了紧急任务：不允许躺在街边，只能饿死在家里。饿得常常眼珠子翻白的李子良又不能平静了，他竟然提起发抖的手，分头给省里专区和县里写了几
封反映农民疾苦的信。他在信里陈述了自己所在的人民公社从五月起已经没有粮食了，刚刚收到的一点粮食几乎全被调走了。到了八月连耕牛和谷种都吃光了，而不少仓库还在弄虚作假欺骗上级。他是九月到抱山沟来当了生产队长的，在一个月之中，这生产队已经饿死了二
十八人，饿死人的情况还会继续。他在报告里还特别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伟大而光荣的。他只想让上面了解情况，只是想救那些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让李子良完全没想到的是，县里竟然很快来了个通知。通知上说：“兹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县委召开情况反映座谈会，特请李子良同志准时出席。”
李子良连夜赶到县里。他几乎同时看到了他原来的秘书江柄文和专区派来的领导刘芳。江柄文还是农业局的小干部，而刘芳此时已成了专署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了。可她没有见外，看见李子良就主动上来打招呼说：“李子良啊，老同志啦，很久没见了。听说你在下面生产队搞得不错啊。你和吴秀明好多年都没有聚在一起，现在能在一起多好啊。”
李子良看到刘芳如此给他打招呼，也只是苦笑了一下而已。
县委书记一脸诚恳地说：“我们听到了来自下面的意见，你们都了解下面真的实情况，能反映意见很好嘛。同志们哪，这些意见能帮助县里更好地关心人民的疾苦，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三部分：炼狱荒唐的政治斗争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使整个人民团结得更紧密。”
话虽然只有这么几句，竟让与会的几个人都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些身心俱伤的人们竟然听到了如此亲切的话，能不伤心动情吗？被邀请的十二个人虽然个个面黄肌瘦，可反映起下面的饥饿和自身被伤害的情况，说起话来却激奋不已。
会议开了两天，李子良本来记住了吴秀明的一再吩咐：千万不要多说话，说话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说领导的工作，更不能说以前那些问题。然而，李子良又实在忍耐不住了，在这种冲击他感情末梢的会议上，也实在没法控制自己。从当天晚上起他就开始激动，他说：“听了不少同志的遭遇和基层的情况，我心里实在不能平静。我不说个人的事，我是为了弄清楚导致发生这些事的根源来说几句……”
李子良竟然敢去说根源，那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内心深处的，骨子里的，不由自主的，嘁哩哗啦一泻千里。李子良毕竟以前当过领导，用词得当，条理清晰，抑扬顿挫，句句都举实例。他不仅说出了浮夸冒进带来的危害还为过去的县委书记何大羽鸣不平。秘书们的记录在沙沙作响；县委书记表情严肃；刘芳的嘴角虽依然抿着，有时候好像还在点
头示意。李子良越说越激动，就想把每一句话都说得铿锵有力。还没说完，自己却经筋疲力尽了。县委书记说：“这是承前启后的发言，这实在是我们工作的清新剂。李子良啊，你是老同志了，你的发言深刻啊。能不能把这个发言写个报告，让整个专区都能从里面汲取教训。”
李子良深受鼓舞，在喝了一碗加餐的稀饭过后，他马上找了他原来的秘书江柄文，连夜把这个报告写了出来。第二天上午的会议李子良没有参加，他实在困倦了，困倦得精疲力竭。然而当他睡到下午醒来在床上迷糊的时候，突然感觉事情不好。他翻身起来立即就去找江柄文
，然而江柄文已经把报告交上去了。他长长叹了口气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下没办法了！”他想：“这是老圈套啊！我已经无可挽救地又一次牵连了何大羽！”李子良从来没自己瘫倒过，这下却不由自主地瘫倒了。实际上，李子良和何大羽的倒霉，还并不在于刘芳这些人的圈套和意志，而这倒霉已经融入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上一场更加奇怪而荒唐的政治斗争里。何大羽又一次被调到专署接受批判，不是因为他在另外的地方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李子良翻案的“千言书”给套上了。专署决定，一定要押解他们到西北去劳动改造才行。
何大羽在最后一次回到家里收拾了行李和心梅告别的时候，二秀简直不敢出来。县委的看门人残腿老梁把地委、县委批判和处理大羽的情况都告诉了她，她已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