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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之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了。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了在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墓穴，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红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他在胡昌保的坟头上添上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了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为令他们心情紧张。有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而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俵，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存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六连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遵义会议后，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他走在缓慢的爬山队伍中，亲眼看见有官兵只要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他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一步。接近山顶的时候，伍修权看见雪地上躺着几十具姿态各异的红军官兵的尸体。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就是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在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香抬头一看，是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说：“好，好，你很坚强！”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不能让任何人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死在雪山上。”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巨大消耗。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不但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他还把掉在雪窝里的警卫员小吴拉了出来，给被冰雹打伤了的马夫老余擦药。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毛泽东会停下来站片。他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们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了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王开湘和杨成武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
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似乎把对方的喊声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什么也听不清。
四团官兵沉默着，依旧向对方摸过去。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还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们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便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王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们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长征》 第三部分《长征》 第八章（7）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以“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刚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二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