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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０００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
《长征》 第一部分《长征》 第一章（1）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小镇被遍布在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险峻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念。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根据地外围的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
八月七日，第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上，使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第六军团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三十岁。年轻的军团指挥员和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国民党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阳明山极度贫瘠，大军无法生存，第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他们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掉头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旧州。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了。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长征》 第一部分《长征》 第一章（2）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