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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评委尚未表决之前，评论界已经广泛注意到您的作品，相信它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能获得青睐。
我希望您的小说能由于您在法国取得的成功，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喜爱。
我非常希望能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接见您，以便使您的光辉成就得以延续，并通过此开创法中文学交流的新局面。
谨请贾先生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我的夫人燕玲，还有在座的乡党张三弟，争相传阅，大家都为平凹高兴。
我问平凹：“法文版《废都》是谁翻译的？”
平凹说：“是个法国人，女的，叫安博兰。”
我说：“尽管获了奖，可是这括号里的书名（指《废都》）有的能发，有的不一定能发。”
平凹反驳说：“批评人的时候指名道姓，表扬人的时候为啥不指名道姓呢？”
我一时语塞。
平凹又说：“这个消息发了，也可以给咱恢复个名声么。”
此后，我又拿出8月初去医院看望平凹时拍的照片。我说：“你看咱的手艺咋样？”
平凹说：“咋把人拍得虚胖？”说后一想，“那一阵子脸肿胀着呢。”
张三弟也说：“刚住院时肿胀得还厉害。”
我说：“你当时还害着红眼病，照片上还看不出来呢！”
燕玲说：“发消息时，把我和贾老师的合影一起发表，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外国翻译呢。”
平凹说：“你照得好，我只不过是个陪衬。”
电话响了，平凹进卧室接电话，我们又看平凹收藏的石头。
张三弟介绍说：“你看，这是平凹的脸、鼻子、眼窝、嘴，抽象的。这‘平’、这‘凹’，就像他手写的一样。”
我和燕玲俯身仔细端详，果然天人合一惟妙惟肖，我俩惊叹不已：“真像！真像！”
平凹刚走进小客厅，传呼又响了。平凹一看，赶紧又进卧室打电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又是祝贺恭喜的。他放下电话，高高兴兴地走到小客厅对我们说：“这陈彦打来传呼，你们看这显示的啥？”
我们三人凑上前一看，是：“著名作家陈彦电话×××××××，请业余作者贾平凹回话。”
平凹说：“肯定是孙见喜捣的鬼。”
我说：“这陈彦也是，竟然把自己称为‘著名作家’，反而把平凹称为‘业余作者’，而且还是在今夜平凹获大奖的时候！”
大家高兴。平凹高兴。一大碗中药汤，他仰脖一口气喝完了。
平凹说：“我今天吃多了，肚胀得很。”
我说：“看你也是见好的不饶，见瞎的不招。”
平凹说：“我看三弟没吃完，怪可惜的，就把他的也吃了。”
燕玲说：“贾老师，那该出去走一走。”
平凹也说：“正好到陈彦家去，几个朋友都在那里等着呢。”
趁此，我们一起出门。
今天是1997年11月4日。
今夜星光灿烂。
《废都后院》 星光灿烂价值百万
1998年1月25日晚，我下班回家，妻女出门游玩，家中冰锅冷灶。我懒得做饭，更无心吃饭。也难得清静，我顺便翻阅搜集整理的有关平凹的专访、评论文章。
王新民正在选编一本《贾平凹序跋书画集》。
而我，也在选编一本《贾平凹访谈印象集》。
苦于工作繁忙，社交局限，我的搜集整理好比“大海捞针”，也很难“集腋成裘”。但是，我在努力。
我也求助过平凹，只是年关将至，再过两三天，就是虎年春节了，不知道他帮我找寻资料没有？
想到此，我给平凹打电话，无人接听。又打传呼，平凹回话。
平凹说：“我这儿有些资料，我忙得很，你自己来看。”
我一听，心花怒放，“打的”直奔西北大学。
我是7点整到平凹家的，屋里窄小的客厅坐满了人，有的面生，有的面熟。我顾不上有“礼帽”，还是无“礼帽”，径直问平凹：“资料在哪儿？”
平凹说：“你来。”他把我领进卧室，这也是他的书房，他指着写字台靠墙的一角说，“就是那一堆，你慢慢看，我去招呼客人。”
平凹支持我，更放心我，我一人在他的卧室兼书房翻选资料。我像是到了太阳山，遍地是金银，满山是珠宝，恨不得全部给他搬走。可是，不行。我只好仔细翻阅，没有以往的快速阅读——“看报看题儿，看书看皮儿”。报纸是一版一版地看，杂志是一页一页地翻。不一会儿，我就翻选出了很多好文章，把我也累得满头大汗。
其中，有1993年10月17日的《华侨日报》，1994年7月14日的《南洋商报》，1994年第5期《前哨》，1995年第1398期《明报》周刊，1996年1月号《镜报》月刊，1996年11月23日的《粤港信息日报》等等，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报刊，又有难得一见的文章。其中《明报》周刊登载的“贾与女友”的合影也是难得一见的照片。
大量的是全国各地的报刊。我又把它们临时分成两堆，一部分是采访文章，一部分是评论文章。有意思的，我还要先睹为快，多看几眼。
送走客人，平凹进门就问：“咋还没完？”
我说：“你这是一座金山银山，弄得人眼花缭乱不说，还把人整得满头大汗。”
平凹说：“你歇会儿，我帮你寻。”
我说：“重复的，不要的，都放在那边了，你不要放乱了。”
平凹比我熟悉，翻选得更快。我也没歇，继续寻找。
整整忙碌了两个小时，平凹书桌旁的“小山”让我挖掉了一半。
平凹把我翻选的资料帮着装进黑色大提包里，满当当、沉甸甸的一大包。他对我说：“这么多资料，值100多万呢！假若有人抢，丢了性命，这包资料也不能丢！”
我说：“你放心，我用生命担保，人在，阵地在！”
平凹送我出门时，又说：“价值百万呢，路上小心！”
我依旧是那句话：“你放心，人在，阵地在！”
已是寒冬腊月，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我挡着一辆奥拓，坐在后排，用手紧紧拉着大提包的背带，生怕被人抢走。
奥拓一直开到我的书房窗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趁着给司机递车费时，我故意问他：“你知道我这大提包里装的是啥？”
司机说：“不知道，看着挺贵重的。”他又说，“你把提包拿好。”
我说：“安全到家了，我才告诉你，这大提包里装的是贾平凹的资料，价值百万呢！”
从此以后，我每天的业余时间，特别是虎年春节，我一头扎进这“价值百万”的资料里。我每天精分细检，我每文精读细品。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与“平凹”几乎是形影相随，我与“平凹”常常是梦绕情牵。
我掂量出这些资料的“价值”，何止“百万”！
它的真正“价值”是：让我看到了，也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平凹。
他是人，而不是神。
他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而不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
正因为如此，我对平凹这座文品、人品俱佳的大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长途跋涉和长期觅踪。
这些“价值”，何止“百万”？
这些“价值”，无法估量！
《废都后院》 星光灿烂新春寄语
虎年春节刚过，我和燕玲，还有孩子的干妈、三秦都市报记者梁文萍，从大荔经临潼返回西安。先送文萍回家，再顺路去看平凹。
平凹不在，只有大妈一人在家。送上大荔的红枣花生，也算给大妈拜个晚年。
因为有事，我给平凹留言：
平凹：你好！
来家未见，甚憾！ 朋友索字，钱和礼品都在我处，明晚在家等我，切记勿忘！
鲁风
1998年2月8日
第二天晚上7点整，我顾不上看新闻联播，和燕玲乘车去西大平凹家。
平凹又不在，依旧是大妈一人在家。我和燕玲陪大妈聊天。
大妈煮元宵相让，我说：“下午吃得饱饱的，不饿。”我是最爱吃甜食的，若不是在婆婆家两碗面条下肚，不让也会抢的。燕玲碗里舀了四个，让我帮她吃一个，我也回绝。
正与大妈说话，有人摁门铃。我去开门，是平凹。
我说：“难得一见，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平凹说：“等一会儿还要出去呢。”
大妈看儿子急匆匆的样子，说：“吃了再走。”转身进厨房给平凹舀了五个元宵。平凹三下五除二，放下碗筷，又看前、后出师表、铜车马。我当面把钱点清，递给平凹。
平凹急欲出门，问：“啥时要？”
我说：“现在。”
他边倒墨润笔边说：“昨天同学来家，让我写字，我说‘无笔、无墨、无纸，也无印章’，没写。”
我说：“关键是‘无钱’，你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对吧？”
平凹没有接话，狡黠一笑。
在窄小的不足三个平方的厨房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已经满满当当，又是案板又是书桌的上面也摆满了东西。听说儿子要写字，大妈赶紧走进厨房，帮着挪碗搬锅。我小心翼翼地把药罐放到窗台上。
平凹挥笔写字，我拉宣纸，燕玲换铺垫的报纸。
先给刘铁先生书写：
“除却诗书何有癖，独于山水不能廉。”
再为中国航空工业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勇题字：
“谦心皆乐事，容膝即安居。”
裁下的纸，我放在一边。平凹说：“不要扔，还能用。”
这时，我看平凹给郭勇写完，就说：“给我写一幅字，当做今年的‘圣旨’，当做今年的座右铭。”
平凹没有犹豫，落笔见字：
“终身争一息，每事慎三思。”
落款是：“鲁风兄留念，九八年，平凹。”
燕玲说：“回去买个好镜框，装框挂起来。”
我说：“装框挂在墙上当‘圣旨’，当座右铭。”
平凹却说：“用浆糊粘到墙上就行了。”
燕玲又求说：“贾老师，你再帮我写个‘龙居歌舞厅’嘛！”
平凹说：“我就不给歌舞厅、洗脚堂写。”
我说：“这是咱的事情，不比别人。再说这‘龙居’，你也得去呀！”
燕玲也说：“到时还要请你参加开业典礼，到时还要请县老爷出面作陪呢。”
平凹很快写好。
燕玲眼尖，说：“贾老师，你写错了一个字，‘舞’字少了一竖。”
平凹一看，边说边写：“我给你加上一笔。”
燕玲把字拿在手中，用嘴吹墨，先写的几幅字在黑皮沙发上晾着。
平凹看手表，说：“我得走，你俩坐。”
我说：“你先走，我和燕玲陪大妈说会儿话，等墨干后再走。”
平凹出门，又站定，回头说：“妈，你再做些吃的。”
大妈说：“元宵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