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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说：“燕玲粘得很。”
我说：“燕玲是个粘浆子。”
平凹虽说无法拒绝燕玲的请求，也无法摆脱燕玲的纠缠，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和支持燕玲的工作。他取纸，挥笔，写了四字：“极目远瞻”。
这幅字大气，既见平凹书法功力，又耐读耐看很有品味。
燕玲高兴，帮着收拾。
我和平凹进屋说话。
我说：“你写个手谕，不然我不好对别人说。你看，你的字画又涨价了呀！”
平凹说：“我给你写过一个。”
我说：“谁知道你给谁写过，反正你得给我写一个。从咱手中过，分文都不扣。”
平凹拿钢笔写，我在一旁看，燕玲在晾写好的字。
平凹写的是：
字画价目
军民：谁若要字画
条幅斗方皆 2千元
（如特殊关系，不得低于1千5）
画 3千～4千元
匾 1字5百，原价。
平凹 98。2。19
我一看，日子写错了，应该是1998年2月21日。我没有吭声，将错就错吧，关键是字画价目要准！
我说：“加盖个大印。”
平凹问：“你要收藏呢？”
我说：“你过去说我是个瓜子，我现在学聪明了。”
平凹从身后书橱里取出一个圆章，他炫耀着：“这是日本的万次印章，咱陕西独一无二！ ”
燕玲说：“那就要好好收藏！ ”
我说：“关键是有了依据，我好向别人解释。”我故意问平凹，“有回扣没有？”
平凹笑而不答。
我心想，谁要你的回扣？
咱要的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咱要的是“极目远瞻”，咱要的是朋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商定出书
1998年6月26日上午9点30分，我和燕玲去找《中国青年报》海德广告公司西北公司总经理任世德，想从他那里选调一些平凹与他合影的照片。
见到任总，我还没说来意，他就说：“等一会儿平凹也来呢。”
我心里高兴，正想寻他平凹呢。老家有句话：“想吃个甜梨瓜，来了个白兔娃儿。”说的就是有了意料不到的收获，心里美滋滋的。我问：“平凹咋还没来呢？”
任总说：“派车去接了，10点整就到。”
我说：“平凹来了，我还有要事和他商量。”
任总说：“只给你10分钟时间！”这话，当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我说：“啥？！你说啥？！”我先是一愣，后有点生气！
任总没有搭话。
我心想，你任总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算是你的嫡系部队。何况，你结识平凹，还是我和燕玲给你穿的针引的线，架的桥铺的路。现在，你任总退休下海了，我也不怕你给我穿小鞋了。也不管他俩今天有啥重要事情，我说：“你少来这一套！”
任总想堵我的嘴，给我和燕玲一人拿了一瓶矿泉水，说：“喝水，喝水。”
平凹准时赶到，见我和燕玲也在，惊奇地问：“你两口子咋也在这儿？”
燕玲和平凹熟了，爱开玩笑，她说：“想情人了嘛！”其实，这是画家邢庆仁的谐音。
我说：“一天到晚都在搜集整理资料，今天想从任总这儿选调你俩的照片，没想到碰上你了。”我又问他，“你今天咋闲了？”
平凹说：“我长篇《高老庄》弄完了，出来转一转。”他很关切地问，“你那本书现在弄得咋样了？”
我说：“就想跟你商量这事呢。”
任总给平凹倒了一杯热茶，说：“快坐，快坐！ ”
我和平凹坐在长沙发上说事，燕玲坐在一旁静听。
我和平凹商定出书的几个主要问题，都达成了共识。
一、书名定为《道不尽的贾平凹》。
二、我先写《前言》，暂时不请人作序。
三、拟请陕西省委原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沙铃写后记。
四、书的框架以专访为主，以时间为序。
五、由任总提供书法、绘画作品照片。
六、此书要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史料性。
我和平凹说事时，任总给俺俩拍照。平凹接到传呼，用任总的座机回电话时，燕玲给平凹端茶，任总也抓拍了几张。
燕玲要扒着平凹的肩膀、拉着平凹的胳膊合影，任总说：“你注意点儿影响，不要搂得太紧了。”
平凹却说：“人家老公在跟前都没说啥，你急啥呢？”
我说：“我有机会了，和郭梅也这样照么。”
我接过任总的相机说：“我给你和平凹也拍一张。”
平凹和任总合影后，我说：“过几天我来取照片。”
我知道任总邀请平凹来公司，肯定有事。我也知趣，见好就收，向平凹和任总告辞。
燕玲对任总也说：“我和贾老师的合影，一定要给我哟！”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仗义执言
1998年7月19日中午，我打电话给剑铭兄，说我在编辑一本有关平凹的书，问他手头有没有写平凹的文章？他说有，还是写他当年出事时，平凹仗义执言，为他辩冤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一听此话，马上来了精神，立即搭车从西安南郊赶往号称“北大荒”的北郊八府庄。到了剑铭兄家，翻箱倒柜，翻看十几册厚厚的《无梦书屋》文稿剪报，弄得我俩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
等嫂子回来，她毫不费力地在装手稿的一纸箱内找到了。
我开玩笑说：“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一百个国民党员都寻不见！”我急不可耐地看完文章，又和剑铭兄讲起了往事。
1985年初，我和在西安晚报社当副刊编辑的徐剑铭兄一起逛街，在离报社不远处的小南门外，他看上了一种新上市的摩托车。见他有些动心，我还劝他不要买，路远就骑自行车或换坐公交车，早起早走，全当锻炼身体。我甚至引用当时流行的顺口溜：“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让他死了买车的心。谁知没过几天，他听从仅有一面之交的商店老板花言巧语地动员，买了一辆摩托车，因没带现款，便打了一张2950元的欠条。后来，店老板因诈骗被捕，办案人员从账本上查出这张欠条，找他了解情况。他如实讲明买车的过程，为避免纠缠，他干脆把车退给办案人员。原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986年2月18日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犯了“受贿罪”。
这件事在全国新闻界曾轰动一时。在我等候有关剑铭兄的消息而晚去两天报到的南京中国兵工报刊编辑学习班上，讲新闻采访学的老师就拿《陕西工人报》的赵冀广和《西安晚报》的徐剑铭开刀，说陕西新闻界连着出现“败类”。而我，又是惟一的一个陕西学员，一个了解情况的陕西学员，我也来了“二杆子”脾气，与老师和外地学员争辩起来。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胆小谨慎，又从不张扬的平凹，竟然为剑铭兄鸣冤叫屈？剑铭兄更不相信，他身陷囹圄，又被新闻媒体称之为“败类”，平凹却敢为他挺身而出？尽管他俩曾一起筹建市作协，创办文学院，创刊《散文报》、开办作家书屋，为西安的文学事业风风火火地折腾过，但平凹的脾性他是一清二楚的。当然，剑铭兄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获释出狱不久，便去找平凹核实。
剑铭兄登门，平凹非常兴奋，招呼吃烟、喝茶，还问剑铭兄在号子里的情况。剑铭兄急于了解平凹仗义执言的事，就直接了当地问：“听说你为我的事给市委写过信？”
平凹笑着说：“写了，唉，你不知道，为这信还真把我难住咧，专门借了法律的书，看了几遍。给头头们写信，不能胡说，得找法律依据嘛。”
剑铭兄很激动，因为传闻得到证实，便对平凹说：“兄弟，老哥得好好谢谢你呀！”
平凹却说：“谢我的啥呢？白写，没顶事么。”
剑铭兄说：“顶不顶事是上边的事，老弟的这份情我是领了。”又问，“你那信是咋写的？有底稿么？”
平凹说：“写信是周矢的主意。信写好后就寄走了，没留底稿。”
听说没留底稿，剑铭兄闷闷地抽着烟，一句不吭。
但是，平凹却突然笑眯眯地说：“底稿没留，内容我全写到《浮躁》上了。那阵子我正在写《浮躁》，里面有个叫金狗的记者。我按着你的事安排了一个金狗因借钱而被指控为受贿抓进监狱的情节，后面就有了青年记协给地委写信的事。书中的这封信基本上就是照抄了我给市委写的那封信。”说着，平凹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浮躁》，很得意地告诉剑铭兄说，“那信在这没起作用，咱就让它在书上起作用。原始材料是咱的，不能浪费么！”
平凹翻到444页，其中以州城报社“青年记者学会”的名义写给公检法的信——《关于雷大空一案涉及金狗受贿的说明》，原文如下：
“金狗不属于受贿犯罪。理由之一是：据法律规定，受贿罪应是‘以本职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而非法获得收入’，而金狗身为记者，记者的本职权力就是写新闻报道，但金狗并没有为雷大空的城乡贸易联合公司写过一个字的新闻报道，这也就不存在为雷大空谋取了什么私利。理由之二是：金狗因为与雷大空是同乡、熟人，私人借款是正当交往，而虽说二千元是向公司借的，但当时主动要求打有借条。”
除了人名和金额作了虚构外，其基本情节都是照剑铭兄的事写的。而且，从文中所列两条理由来看，平凹在写信时确实研究了法律。
剑铭兄仔细看过这一章节，平凹又把书拿过去，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话：
“剑铭兄存正
文学虽系虚构，但《浮躁》中的一些材料运用，您读后会有兴趣的，谨作纪念之。
贾平凹 1988。1。20”
这段话虽然是1988年初写的，如今早已时过境迁，剑铭兄也平反落实了政策。但是，平凹仗义执言却是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说长道短
1998年8月19日上午，我估计平凹在家，就抄近路进西北大学北门，去看平凹。一部长篇小说《高老庄》，将近28万字，他熬了八九个月，也该好好歇一歇了。而我，又在紧锣密鼓地弄我的那本书，也想征求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帮助。
到平凹家，摁响门铃。屋里大妈在问：“谁？”
我在门外答话：“大妈，是我，鲁风。”
大妈开门，又问：“就你一个？”
我“嗯”了一声。我问大妈：“平凹在么？”
“在里头。”大妈说后，要关门。
我说：“大妈，我来关。”我又问大妈，“你这一向可好？”
大妈说：“都好，都好。”大妈又说，“平凹在里头，你去。”
我走进平凹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光着上身在看书。我问：“平凹，你咋正忙着呢？”
平凹说：“没事，你进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