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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信心，告诉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大栅栏扫了一个月地，就跟你们北京老太太在一起扫，不也挺过来了吗？什么苦我没吃过？现在我已经是作家了，将来等我从了政，兄弟，到时候，你还得帮帮我呢。”
我闷头走路，实在懒得搭理他。
“知道吗？在学术界他们都叫我小理论家。”医人提着的大袋子在前面洋洋得意地走，似乎想象着自己去世后，大家给他开追悼会是默哀的情景。
笔者看看周围那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孔，我真看出医人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来，可医人的感觉为什么如此好？他难道不清楚自己的书是抄的吗？
“对了，你还得帮我个忙。”医人突然在路边站住了，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厚叠纸。“这是我去年写的一部书稿，出版社本来说好要出的，可╳╳事件一出，他们胆儿小了。你帮我改改吧，你文笔不错。应该没问题。”
我没接书稿，前两次的经验告诉笔者，这回弄不好又是套儿。“我哪儿能给你改作品，这可是知识版权那。”
“嘿！咱们什么关系？我的就是你的，改完后我找人出，署咱俩的名。有肉大伙吃，我怎么也不能把你忘喽。”他硬把书稿塞给了我。
医人把书稿塞给我没几分钟就走了，我看着他夜幕中消失的背影不禁叹了口气。这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他剽窃别人的东西却大言不惭地鼓吹自己在追求理想：他明明在利用我却一口一个兄弟的叫得我拿他没办法：他抛家舍业地跑到北京吃苦受累却无怨无悔；不过从今天的沙龙看来北京这种人还真不少。医人很出色，要是时机成熟这家伙没准真能当政治家。
回家后我耐不住好奇，终于翻开了医人的书稿。本来我已经做好恶心的准备，可还没看一半就气得七窍冒烟了。怪不得出版社不敢给医人出版，是人都不敢出。医人做得太过分了，稍有点文学修养就会看出他的书稿里至少有一半是从《鲁迅全集》里抄的。要是给他出版了，鲁迅后人不找他们打架，国家出版署也得把他们封喽。也难怪医人给自己起这个名字，他真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弟弟呢。
几天后我碰上一个撰稿界的朋友，无意中提起这事儿。朋友说：当自由撰稿人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肚子里都有些货，来北京时也都怀着雄心大志。可图书界不景气，书商和出版社把时间卡得特别死，生计所迫，抄几页也是没办法的事。可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是金子总要发光的，靠这种办法蒙了一两个编辑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混混儿而已。谋生的道多了，何必拿读者开涮？一个人抄抄编编成不了气候，怕的是一大批人都在干这种事。现在图书界不景气和这些人的瞎编乱造难道就没关系。现在他们混得艰难也是活该，始作俑者，其无后焉！幸好我后来又碰上几个真有才的，否则我就戒书了。
一个月后我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经济条件宽余了。就更没心思给医人改稿子了。
有一次我在图书大厦闲逛，忽然发现书架上一本作者是医人的书赫然摆在那儿。书名特别眼熟，好象就是上次我帮他写过几章的那本《╳╳觉醒录》，我迫不及待地拿下来看，果然看到自己当时写的那几章文字就印在书里。一股被骗的感觉让我脚心直痒痒，我把书扔下，出门就打车去找医人了。
看见医人时，他正一个人在屋里走溜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狂热的剽窃者（5）
“兄弟，想你你就来，快点儿快点儿。”说着，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张报纸。“看看。”
我接过报纸，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医人指着一篇文章让我看。文章原来是介绍医人刚出版的那本书的，还摘选了书中的一部分章节，那明明是从我写的那几章里摘出来的。摘选部分的署名当然是医人了，我的火儿不打一处来。“是不错，什么时候出版的？”我强笑着问他。
“上个月。”医人嘿嘿地笑个不止。“早跟你说过吧，咱不是凡人。你看看这都是报纸免费摘的，水平绝对够了。”
我终于明白，这家伙已经忘了摘的这些东西是谁写的了。“是不错，这是谁写的？”
医人的手指头本来已经指向了自己，可看到我的表情，他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写的呀！对了，本来我是把你的名字也加上去，可这书有几段太敏感，我怕出事。我光棍一条，什么也不怕，你有家有业可不行啊！哎！前几天出版社来电话，问我有几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我哪儿去给他们找原始材料去？没劲。肯定想赖帐。”医人抿着嘴拍了拍我。“我不是说过吗，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兄弟，你现在在广告公司干真是屈了，等我的研究所成立了，第一件事就是包装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样一个人，只能看着他摇头。
后来，他死活留我吃饭，可我实在没那个兴致，执意要走。医人出门送得挺远，我一直在考虑提不提他欠我稿费的事。走到路口，医人忽然拉住我：“兄弟，你现在有手里有钱吗？”
我像发现了个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这人真把我当他亲兄弟了。
“你不知道，订这本书稿的时候，出版社就给了五千块钱稿费，都大半年了。现在早花光了，房钱都三个月没交了。这年头想干点儿事真难！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得耐得住贫穷，没办法呀，你看”
我没等他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他。趁医人还没反映过来，赶紧走了。
从那次后，我再没见过医人，听朋友说他还在北京，还在张罗开研究所的事。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北京籍的外地老板（1）
（北京老板，河北户口）
常住北京的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满嘴外地口音的半大老头、老太太，实际上是京城的常住居民。而许多京腔、京韵甚至在北京有房子、父母、孩子的中年人却没有北京常住户口。
北京人说外地话毫不奇怪，外地精英进首都吗，实际上很多人说：北京话本身就是语言融合的产物。可北京人没有北京户口的原因可就太复杂了，绝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建国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北京市的人口流动趋向是不符合一般性规律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太严重。
红卫兵上山下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几十万京城儿女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北上内蒙、南下云南，最苦的是去北大荒的那帮。这些人受尽苦难不说，这种荒谬的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八十年代初，京城秩序的大混乱和空前的就业压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也是至今知青文学和影视作品依然有市场的原因。而另一些人口流动深层次的原因却被人们忽略了，其中造成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学生的全国分配制度。很多北京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此就再没回来，到西昌去看看、到酒泉去看看，到新疆的兵团去看看，到边远的油田、煤矿去看看吧！几乎都能听到北京话，甚至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口北京腔却从没到过北京。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考大学考回北京去。听说当时还有人怕分到外地去，分数够了宁肯上中专也不报大学。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回来了，虽然户口问题可能困扰了他们许多年。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高，大多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回来依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甚至成了爆发户、企业家。于老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说陪吃、陪喝、陪玩的是三陪小姐的话，那么有房、有车、有二奶的就应该是三有先生了。三陪小姐为人们不齿，三有先生则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标尺。于老板早就不稀罕这个了，人家十年前就是三有先生了。
要是在防腐涂料界提起于老板来，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人家干这行已经快二十年了，堪称北京私人开办防腐涂料企业的开山鼻祖。于老板奔驰车、商品房、小老婆全齐了，甚至为了给六岁的小女儿过生日一次就请了三百位客人，酒席在民族饭店整整摆了一天。同行中没几个不佩服他的，也没几个看他不眼红的，可很少有人知道满口京腔的于老板竟不是北京人，最少户口不在北京。
于老板已经五十多了，突出的肚子和小燕尾胡都说明这是标准的大款。他的确是北京人，而且还是最地道的京城土著——旗人。于老板祖上据说在朝中还做过官，可到他这辈儿就倒霉了。出身不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自然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没上两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于老板毕业后给分配到了油田系统，据说对他这种历史上不太明白的人，进石油企业已经是破格对待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石油系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人们甚至把石油工人和军队等同起来，最困难的年代石油工人的土豆都没断过。可以说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六十年代最值得庆贺的两件事。虽然石油工人拥有很高声誉，但他们吃的苦也不是一般可以想象的。王进喜的事不是编的，因为于老板本人也下过井。
于老板六十年代末进石油系统，一干就是十几年，一般来说油田都不会在好地方，而且当时的油田大多是刚开发的，比现在的条件可艰苦多了，按石油工人的说法：
“油田油田，耗子穷得不大便！
油田油田，一碗土豆三两天；
油田油田，光者屁股没人嫌；
油田油田，数着星星算表盘…”
数着星星算表盘的话是指老工人经验丰富，根本不用看井上的仪器，数数星星就能知道今天产了多少油。
开始于老板属于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的一类，他和工人们一起打桩探井，放炮测量，后来表现不错，就在玉门油田干了两年技术员。文革后期政治气氛逐渐淡漠了，于老板由于是正经石油学院本科毕业，终于给分进了一家科研单位。于老板自感老天开眼，他自己偷偷摸摸地躲在屋里烧了好几柱香。
七十年代中期也可能意识到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了，三线建设不怎么讲了，不少从北京迁走的单位逐渐回迁，就是回不了北京有尽量安排得离京城近些。于老板另一点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他所在的科研单位，没两年就搬到离北京只有六十公里的一个小城。不久他结婚了，夫人就是同单位的女同事。
当时的气候一切都是政治挂帅的，基本建设也大都存在盲目和贪大的毛病。
七十年代末石油系统没有经过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就准备筹建一条自四川盆地到上海的天然气管线，如果该项目成功上海的能源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今天的上海人肯定更牛了。为配合管线建设，于老板所在的科研单位也投入了重点工程建设的大会战。也许的人听着可笑，现在油田系统要是建设什么大项目，还采取会战这个词呢。而且它还正有会战的含义，事先拖拖拉拉，快到工期了就召集所有建设力量玩命干，虽然体制不科学但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建起来的。当然后遗症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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