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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笔者把一辈子的羊奶都喝出来了，回到车上连打嗝都满嘴的羊嬗味儿。在车上笔者大发感慨，司机却说这有什么新鲜的，一般维族人都特别实在，从来不骗人，而且根本没什么钱的概念。笔者听出他话里有话便问什么叫一般维族人，难道还有不一般的？司机忽然笑了：“我们是兵团的第二代了，从小就和他们打交道再也没有比我们更了解他们的了。维族人要是不会说汉语，那你就尽可以放心，他决不会害人。可会说汉语的就要加小心了，弄不好比汉族人还坏。”
笔者十分不满意，便反驳道：“难道汉族就那么坏？你不是汉族？”
司机不动声色地说：“汉人当然也有好的，可比起刚才给你羊奶的维族老人来怎么样？”
笔者语塞了。
后来司机告诉笔者，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觉不出咱们汉人的心眼多来。特别是有些人好事不干，一肚子花花肠子，专门算计人，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要是和这些来往多了没有不学坏的。人都是这样，学好不容易，要学坏一点就透。乌鲁木齐街上有不少维族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地找过路人要钱，要是仔细注意一下，他们附近总有几个汉族女人盯着，她们都是教唆犯。笔者当时浑然未觉，可几年后这种现象在北京大街上也出现了，甚至比乌鲁木齐闹得还厉害。看来司机的话是对的。
在新疆还有一件事给笔者感触也很深，我们常说西南地区气候潮湿所以饮食偏辣。可新疆那么干热的气候，菜里的辣椒一样不少。他们最爱吃的大盘鸡和四川的重庆辣子鸡差不多是一码事，难道他们就不上火吗？看来所谓气候潮湿不过是四川人吃辣椒的借口。
笔者在新疆前后呆了半个月，自以为对新疆了解了个大概，可回北京后还是闹了个笑话。有一次笔者坐地铁，刚坐下就发现旁边站了一位新疆老大妈，于是赶紧给人家让座。老大妈很健谈，北京话说得比河北人都好。她一边道谢一边和笔者聊了起来。聊了没几句笔者就知道了原来她是民族大学的老师，维吾尔人。本来她是新疆大学的讲师，现在借调到民族大学来讲两年课。
笔者兴奋地告诉她自己刚从新疆回来，她便问对新疆感受如何。笔者大言不惭地说：“很好，很好。可我不明白，你们管老婆叫羊刚子，儿子叫巴郎子，为什么都假了个‘子’呢？有什么特殊讲究吗？”
大学老师几乎是瞪了笔者一眼：“你在新疆接触的人不好，怎么教了你这些东西？”
笔者不明所以，便问是怎么回事。
“那是不太文明的叫法，很粗俗。我们是不这么叫的。”大学老师说。
“你们怎么叫？”
“我们都叫‘爱人’。”
笔者睁着眼睛张着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已经完全被汉化了，居然认为本民族的语言不文明？很可能她早吃米饭而不去啃梆梆硬的馕了。看来世界大同是早晚的事，我们这些汉族人不是也早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了吗，更有甚者，有些人当着中国人的面儿竟总要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好象说中国话掉价儿。
其实那位大学老师说得也没错，后来笔者同好几个新疆维族人交往过，他们的确应该算是下里巴人那类的，有的甚至还是罪犯。
梁实秋先生说：“中国人馋，北京人最馋，而馋也是一种文化。”作为北京人笔者看到这句话时不禁笑了，可能是国人都有这个毛病吧！其实贪图口腹之欲不是什么大毛病，倒可以说是懂得享受人生。正如很多人不知道巴西人说西班牙语，却钟情于巴西烤肉，很多人可能十分反感小日本的做派，却总对鲜活的日本料理不能忘怀。同样很多人对新疆的了解是从羊肉串开始的，而人地两生新疆人初到北京，也是以独具特色的新疆风味饮食在京城谋生的。
八十年代羊肉串虽然风靡京华，但只是赢得了中学生和社会青年的青睐，一直不太为普通人接受，主要是嫌这种烟熏火燎的东西不卫生而且污染严重，还发生过因为烤肉烟太大，当地人和新疆人打架的事呢。相反菜市口的吐鲁番餐厅和朝阳门内的阿凡提餐厅却是生意兴隆。食客盈门，很多人把这两个餐厅当成新疆饮食文化的代表，甚至不少讲排场的以到这儿请客为荣。但那富丽堂皇的大饭馆不是一般消费者能经常光顾得起的，直到新疆村出现后，普通老百姓对新疆饮食望而却步的局面才有所改变。
新疆村就在百万庄附近，本来是条很普通的小马路。不知道这条路走了什么运，也不清楚是哪位高人先看中了这儿的风水，反正笔者在朋友的指点下来尝鲜的时候，这趟街到处都是拉客人的维吾尔小伙子了。
笔者第一次去新疆村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远远的就看见这一带上空黑烟缭绕，大街上就像着火了一样，要是悟空到此非掏出金箍棒找妖精不可。那时的新疆村很简陋，街上到处都是客人丢弃的铁签子，不少饭馆为了透风甚至连窗玻璃都没有。虽然笔者也对炒烤肉、拉条子、揪片儿爱不释口，但听说北京市政府查禁沿街烧烤时，也举双手赞成。现在新疆村饭馆的装修很豪华了，可他们的生意却再不复当年，因为市区各处都可以见到新疆风味的饭馆了，而无烟烧烤已逐渐被大家接受了。
阿图就在笔者家的楼口开了个新疆饭馆。饭馆装修的时候笔者就特高兴，总算不用到处去找炒烤肉了，可笔者知道，这一带消费水平不高，开饭馆早不挣钱了。隐隐的竟有些为这个小个子的新疆人担心起来。
饭馆开张后，阿图的生意不怎么样，除了笔者常带朋友去光顾，就没看见过几个食客。可他一点不在乎，每次去都照例要与笔者板几句杠。
阿图不到三十，鼻子比一般新疆人都高。饭馆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他自己当老板，老婆做厨娘、两口子还带着个孩子。阿图的汉语说得非常好，膀大腰圆的老婆却一句汉话都不会，好在她的拉条子做得很地道。阿图的儿子更有意思，小家伙只有三岁却长了个大奔儿头，总在笔者家楼下小小花园里转悠，邻居们都管他叫小凡提。可能少数民族的小孩胆子都比较大，有一回小凡提和邻居的一条小狗打了起来，三岁的孩子竟用石头把那条巴儿狗打跑了，后来主人每天溜狗时，巴儿狗死活不向新疆饭馆的方向走。
笔者好吃，对牛羊肉更是情难自禁，和阿图相识是很自然的事。第一次到笔者到他饭馆吃饭时，坐了好久阿图竟没理会客人，他正和老婆在厨房里嚷嚷呢。“老板，你的买卖还做不做了，再吵架连钱都吵跑啦。”笔者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可也知道老板正在发脾气。
阿图从厨房里走出来，勉强笑了笑：“您吃什么？”他顺手递上菜单。
笔者随便要了两个常吃的新疆菜，阿图向后厨喊了几声，就在柜台边坐下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说汉语的维吾尔人（3）
“有时候我真盼着自己也是少数民族。”其实饭馆装修时，笔者就和阿图聊过几次，已经很熟了。“你们才叫男人呢，连打带骂，媳妇还得老老实实地给你们做饭吃。我们可不行，一般都得给媳妇做饭。”
阿图听了笔者这话很高兴：“我们男人在外面辛苦赚钱，难道还要听女人的吗？经书上本来不许她们抛头露面的，现在她们还敢不知足？”
笔者突然来了精神，难道阿图这家伙还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听说你们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现在行吗？”
“穆斯林就应该娶四个老婆。”阿图拍了拍口袋：“没有钱，一个老婆也不行。”
此时阿图老婆已经把菜端上桌了，她眼圈青钟，脸上还有块红印。笔者只看了两眼，怕阿图恼火就不敢再看了，“你们是新疆什么地方的？”
“乌鲁木齐。”阿图说。
“我去过乌鲁木齐，红山公园挺漂亮的。”
阿图茫然地点点头，后来他才告诉笔者，他们家属于乌鲁木齐市，可离乌鲁木齐还有一百多公里，阿图只是来北京的时候到过一次市区，不要说红山公园了，困难他连火车站大门的方向都没搞清楚。后来接触多了，对他这个人多少有些了解。阿图是个很复杂的家伙，他有汉人的狡劫，有教徒的虔诚，有少数民族特有的倔强，甚至还有些自卑。但有点可以确定，阿图好象不缺钱，经常看他一个人坐在饭馆里啃羊腿。真是怪了！
按说笔者在阿图那儿还学了点儿手艺，可惜一次没用上。本来阿图的饭馆并不烤肉串，可笔者爱吃他也破例烤过好几回。他告诉笔者，羊肉串得三肥七瘦，全是瘦的肉柴，肥的多了又油腻。火候不能过了，七分熟就可以吃。关键是多放辣椒、孜然，最好在肉串没上架子的时候抹些羊油。而且串肉用木签子最正宗，肉嫩还没邪味儿。
笔者问：“现在不都是铁签子吗？”阿图笑着说那都是蒙你们汉人的。逐渐笔者明白了，所谓新疆风味实际上就是孜然的问题，孜然是近十几年才在内地开始流行的调味品。连新华词典上都查不到这个词。实际上这种作物本来是中亚地区的特产，也就是伊斯兰菜肴里的味精，缺之不可。阿图说，孜然是调味不能放得太多，一来夺了肉味儿，二来这东西像花椒、辣椒一样吃多了会上瘾，虽然与身体无害，可终归不是好事。
笔者家住南城，很多人都说北京的南城是贫民区，笔者对此毫无疑义。其实看一个地区收入水平高低从当地饭馆的火暴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南城不要说新疆饭馆就是最便宜的家常菜都没几家赚钱的。阿图的新疆馆一天也进不去两拨人，笔者曾劝他换地方，可阿图只是笑笑，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
除了笔者是常客，有时候他的饭馆也能爆满，不过那都是些吃饭不交钱主儿——阿图的老乡。乌鲁木齐那位卡车司机不是说维吾尔人说汉语就比汉人还坏吗，当时笔者没问，但一直想要是会说几句汉话又是什么样呢？有一次只会说几句的维族人，终于让笔者亲身体验了他们的为人。
其实新疆菜之妙，妙在感官刺激。火辣辣的大盘肉，冒着油花的烤腰子，红腾腾地揪片无不引起人一股原始的冲动。笔者常来吃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那次笔者有一个人跑来喝啤酒。正吃得兴起，忽然有个胡子拉碴的维吾尔人走了进来，他和阿图打了个招呼就找个地儿坐下了。那家伙一脸胡子，汗水顺着下巴上的黑毛往下流，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看得出阿图好象和他不是很熟，有个回族朋友告诉笔者说：天下穆斯林都是兄弟，走到什么地方就是没钱，教友也应该给口饭吃。阿图也说过，很多新疆人他并不认识，但一样得给人家饭吃，都是兄弟吗。笔者亲眼见过几次这种情况，也早见怪不怪了。
笔者正闷头喝酒，忽然大胡子在笔者肩上重重拍了一下。“你！”他指指笔者的头发。“穆斯林？”
笔者家里找不出一个少数民族，可偏偏一脑袋头发卷得厉害，笔者知道他误会了，只好笑着摇摇头。
大胡子使劲拍了笔者一下：“穆斯林！你，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