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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慰问与欢迎之忱。
周恩来闻讯立即从延安飞赴重庆,迎接久别的战友。叶挺见面后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周恩来赶快与国民党交涉,释放那些还被关在狱中的新四军被俘人员。
正在华东作战的老部下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李一氓听闻叶挺出狱,函电纷驰,敦促军长早日返部主持大局。
4月8日,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延安城沸腾了,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成群结队赶往飞机场,希望一睹叶挺的风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等候在机场。从早晨到中午,又从中午又到日斜,人们翘望天空,不见飞机的踪影。黄昏时分,西安方面传来不幸的消息:午后二时许,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触山焚毁,叶挺与其妻李秀文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叶挺去世时,年仅五十岁。
一代名将殒落,全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把这次空难称为“四八”事件。
对于这次空难,当时党内许多人产生怀疑。当年参加清理失事工作的顾逸之回忆道: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来看,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第三,(略)……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样,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ZW(〗顾逸之:《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ZW)〗
同样的疑虑也一直存在周恩来心里。1951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家中设宴款待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席间,他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这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一点小雨,飞机已到了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ZW(〗叶正大:《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四期。〖ZW)〗
叶正大问:“当时为什么不揭露?”
周恩来回答:“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谈判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
沉默了好久,周恩来又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不能让国民党特务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的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
又过五年,在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举行前,战功卓著的元帅聚集在休息室,等待毛泽东颁发授衔令。休息室内,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突然,一个念头几乎同时涌进元帅们的脑海。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起一个早逝的战友——叶挺。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如果希夷活在那该多好,共和国就有两位姓叶的元帅了!”
叶剑英唏嘘不已:“如果不是那次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贺龙接过话:“他会和我们一样,在这里等候大帅的接见。”
贺龙把毛泽东称为大帅。
性格豪爽的陈毅说:“如果老军长健在,我一定让贤,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代表!”
哲者已逝,思念常存。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的领导、战友、部下,还有历史学者又赠给叶挺一个称号——“无衔元帅”。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5节 神奇的色彩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字化生,湖南省兴宁县人。1920年投笔从戎,因机智勇敢提升为参谋。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
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
曾中生身上笼罩着一层神奇的色彩: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可是他却带着弟弟曾希圣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走上了为泥脚杆子打天下的叛逆之路。
他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凭着胆识和才干,深得军阀沈鸿英和唐生智欣赏,被委以重任,授以要职,当他看清反动军阀沆瀣一气的本质后,面斥其过,弃之而去,军中同僚称他为“狂徒”。
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由于学业优秀、立场坚定、组织能力强,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斗垮了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将多数进步青年军官团结在中共周围,由于“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和骨干王柏龄、缪斌等人都是黄埔头几期的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官,这场斗争被形容为“小弟斗败了大哥”、“学生打倒了老师”。
他是著名的“丘八妙笔”,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他辞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部政治组织科长之职,奉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一时间舆论哗然,报界人士疑怪:“丘八只能操刀,焉敢动笔?”曾中生不仅能操刀,而且善动笔,他知识广博,文笔老辣,常常在谈天说地、嬉笑怒骂之中露出犀利的锋芒。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或是拜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不论朋友或是对手,都承认曾中生“文武双全”。
他从未到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但对朱毛创建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经验了如指掌。1928年冬,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报告、文件,对朱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尤其佩服。后来,他到鄂豫皖苏区后,把朱毛游击战争的“十六诀”广为宣传、推广,又用丰富的实践为毛泽东提炼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提供鲜活的素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谦和的曾中生把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抛诸脑后,一生只为救国救民而驱驰,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真理”。为了军队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他心中圣洁的真理,无论前面是刀丛剑林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凭着过人的才华,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军事奇迹;凭着高尚的品格,他建树起后世景仰的人格丰碑。
苦手,围棋上指屡遭其困厄、封杀的强大对手。张国焘所以成为曾中生政治上的“苦手”,并不是他具有特殊的魄力和才能,而是他阴毒的手腕。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国焘沿用其“打倒你,我起来”伎俩,企图按倒在苏区具有崇高威望的曾中生。为人谦和的曾中生在一再退让、等待之后,终于发出怒吼: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没想他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
雅洁的兰草,要穿越黑暗厚重的泥土才能绽苞吐蕊;高翱的雄鹰,要经历无数次摔打才能练就钢铁般的翅膀;坚韧的菜青虫,要忍受撕肝裂胆的皮肉分离才能蜕变为彩蝶。同样,作为军事怪杰,曾中生在横空出世之前,也要经历一段泥泞的小路。
他人生的“泥泞小路”就是横亘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脉。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曾中生赶赴鄂豫边,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对曾中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此之前,他虽然履历丰富,又以干练著称,但一直长期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即使是在军队里,也是政工干部,从未直接指挥过军事斗争。而他上任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又是那样严峻,即使是能征惯战的骁将也会望而却步。
1930年冬,国民党集结十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连续发起第一、二次“围剿”,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一军只有一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为一比十。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主力部队也由于当时情报失误,被旷继勋、徐向前带往皖西,鄂豫边红色区域只剩下三百余人枪的脱产武装和地方游击队。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曾中生单枪匹马,来到鄂豫边,当机立断,下令停止执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解散集体农庄,取消立三“左”倾经济政策,撤销根据地内部军队与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及时提出“战争第一”的口号,组织边区地方武装,利用人民游击战争与敌周旋,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局面,然后飞调主力回援,采取飘忽战略,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最后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边区渡过了危局,曾中生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