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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常的艺术创作理论，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说什么永远是最为重要的，怎么说的重要性只能列为第二。而在张艺谋电影创作中，则显然是把怎么说列到了与说什么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是“第五代电影”最突出的特征，而在张艺谋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张艺谋电影的创作构思过程，多半是在考虑或讨论怎么说（拍）；因而张艺谋电影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也正是形式突出、特点鲜明、说得漂亮。张艺谋总能找到最新颖、最奇妙的表现形式，常常把电影的某种表现方法或拍摄技巧推向极端。这无疑是张艺谋对电影艺术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但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张艺谋电影，好的一面已如上述，而不好的一面则是其所言往往简单肤浅，或者晦涩不明，因而难免既引人注目又使人失望。有时候，张艺谋简直是为了怎么说而不惜牺牲说什么，为了电影的艺术形式而不惜牺牲它的人文内涵，从而使他的电影言说成了青春的呓语。
在这一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张艺谋尚青春飞扬，而未至老成深邃；他还只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一关于《英雄》与《十面埋伏》（1）
进入21世纪之后，张艺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路线，投入了武侠电影的创作，已先后推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两部影片，获得了高额票房收入，但也遭到了不少的批评。
张艺谋拍摄武侠电影，不论是因为受到李安的《卧虎苍龙》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的启示，还是因为他要园自己的武侠电影梦，或是要理智地面对市场的挑战，都不应该成为批评他的理由。毕竟，他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英雄》公映之后，我曾写过几篇评论文章24，对《英雄》和“《英雄》现象”作了一些辩护，当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即使是彻底改变了创作方向，走上了商业类型电影的路子，《英雄》也好，《十面埋伏》也罢，仍然是张艺谋的“青春的呓语”。只不过，这里的“青春”穿上了古装，而“呓语”则更加名副其实。
谁都会承认《英雄》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电影如同梦幻，武侠电影就更是梦幻中的梦幻，张艺谋的《英雄》将这个梦幻制造得十分美丽动人，几乎目不暇接，若还说它不好看，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仅仅是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张子仪和甄子丹组成的明星阵容就值得一看；加上敦煌当今山奇妙的沙丘、九寨沟剑竹海幽静的水色、西域胡杨林等等迷人的风景；再加上巍峨宫殿、大风兵阵、雄奇戈马、琴棋书画、竹简丝绸等等仿古国粹；再加上张艺谋精心设计的黑、白、红、蓝、绿等等缤纷色彩；再加上谭盾的激动人心的鼓点和缠绵私语般的弦乐，使我在电影院中十分陶醉。我认为《英雄》称得上是视觉的芭蕾，或者干脆说是感官的盛宴。作为影像的艺术，《英雄》无疑具有上乘水准，张艺谋说其中有几分中的场景/镜头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电影/影像经典，我看一点也不夸张。
我还要说，我并不认为影片中出现了“一夜情”这样的句子或“和平”这样的概念，就应该扣它几十分。至于在《英雄》中看到黑泽明的《乱》、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陈凯歌的《刺秦》、李安的《卧虎藏龙》乃至沃卓斯基兄弟的《骇客帝国》、迈克尔贝的《珍珠港》等影片的句法、构图、词汇、镜头，那只能说明观众或评论家的眼光具有专业水准，却并不能说明《英雄》是一部模仿他人的影片。也许恰恰相反，说明张艺谋善于多方借鉴，且能融会贯通，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英雄》还是地地道道的张艺谋影片。指望一个导演总能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切实际的，而指望一部旨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影片完全避开他人的成功经验且创造出全新的语言风格，那就更加不近情理，甚至文不对题了。
但，要问我《英雄》是不是一部好电影，那我就要犹豫了。因为好电影与好看的电影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好电影不仅要好看，而且还要耐看。而《英雄》是一部好看的影片，但却不是一部耐看的影片。《英雄》先声夺人，光彩耀目，能让人眼花缭乱，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却不够多。假如还要动脑子想一想，那么问题就来了。
《英雄》的一个突出的创意，是超越了武侠电影及其武侠文化的传统视界，想要公然改写武侠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将一向只在江湖中济困救危、锄强扶弱且多少是“以武犯禁”的民间侠士，突然变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英雄。张艺谋说他喜欢武侠文化，那就应该想到，侠士与英雄，看起来颇有相通之处，但却并非能够相互替换：侠士属于民间，英雄属于庙堂；侠士属于梦想，英雄属于历史；侠士属于反传统文化，而英雄则属于传统文化。轻易地将侠士变为“英雄”，这一人为的拔高，极有可能对传统武侠世界造成颠覆；电影《英雄》的主题，显然是要将武侠文化纳入历史的正轨，这就有无形中抹煞武侠世界所独有的价值坐标的危险。把《英雄》当成一部武侠电影看，其中武侠世界就显得太过庙堂气、富贵气，而缺少江湖气、草莽气，让人感觉似是而非。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影片《英雄》的主人公也就在无形中被置换了：其中的天下第一大英雄不是残剑、无名、飞雪、长空等民间侠士，而是张艺谋心目中的那个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这一置换，正是无数影迷和部分电影批评家强烈不满的最大关键。在理论上说，如何想象和评价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当然都是可以的，只要言之有据或言之有理就行。问题是，张艺谋说他要拍的是一部商业类型影片，因而不追求高深精锐的思想，却忘了，一部商业影片的最大要点，恰恰是不能违背民间意识形态和大众情趣趋向。而在广大的中国观众心中，秦始皇从来就是一个杀人盈野、焚书坑儒、让所有同情孟姜女的人痛恨不已的千古暴君。张艺谋要想以《英雄》一片挑战民间意识形态，试图改变人们对秦始皇的观感和评价，显然是忽视了商业电影及其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则。
在这方面，其实早有前车之鉴。周晓文拍摄《秦颂》，试图将秦始皇人性化，描写成“两只小狗”中的一只，结果却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而后陈凯歌拍摄《刺秦》，进一步试图将秦始皇个性化，描写成变态却走运的中国俄狄浦斯王，同样让中国观众困惑而遭到冷落。现在，张艺谋居然要在《英雄》这部号称纯粹商业电影中，试图将秦始皇神圣化，描写成一统中国的历史伟人和天下共仰的第一大英雄！这若不是过分自信，就是过分糊涂。或许，这是因为张艺谋是“秦国人”，一心想要光复自己“祖先”的荣耀，以至于让赵国的武士无名临死也不除去秦国的发带。至于他是否受到“劝君莫骂秦始皇”的长期政治教育，或者还有如影片中如月所坚持的“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之类的复杂文化心理，因为没有根据，我不愿胡乱猜测。
《英雄》的另一个创举，是引进了黑泽明大师的《罗生门》的叙事形式，对武侠电影而言，当然应该算是一个贡献。我想谁都应该知道，《罗生门》的叙事形式，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方法，而是有着充分的人性依据，它的叙事目标乃是指向人性的暧昧与复杂：真相何在，乃至人间世事究竟有无“真相”，就是这部电影留下的不朽追问。张艺谋的影片《英雄》借用了这一叙事形式，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成三段，即第一段无名说谎，第二段秦王猜想，第三段无名实话实说、终于真相大白。在纯粹技术方法上说，这种结构形式应该算是成功，且有新意，但在影片的具体叙事过程中，无奈却存在不少漏洞。
首先，是残剑和飞雪三年前曾经攻入秦宫，但最后关头却没有刺杀秦王这一事实，秦王知道，无名也知道。秦王不知道残剑为何在最后关头罢手不杀，无名却知道那原因。那么，无名何以不充分考虑这一点，却反而要故意回避这一已知事实，以至于自己编造的谎言很快就让秦王识破？
进而，残剑的态度转变，由大刺客变成书法家，既然是这部电影中的最大玄奥，那么他何时转变以及如何转变，理当成为电影叙事的关键。但我们在电影中却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转变原因和过程，这就形成了电影中更大的漏洞。残剑是民间侠士，是赵国人，是一心报仇的飞雪的情人，他成为刺客，理由十分充足。何以他突然思想升华，冒出了“天下”的概念，从而甘愿背弃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情人和自己的身份，电影中却没有做出任何交待。这样大的转变而不作交待，如何叫人信服？这样一来，残剑就容易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人物，而《英雄》也就有概念化的危险。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一关于《英雄》与《十面埋伏》（2）
再次，既然无名早在见到秦始皇之前，就已经接受了残剑的影响，即要以“天下”为重，不想再刺杀秦始皇，那么，他何以还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前往秦宫？又何以要编造谎言，声称自己一举歼灭了长空、残剑和飞雪？何以要费尽艰辛，又费尽口舌，去用剑柄敲打一下不可一世的秦王？这一动作看起来很奇很巧又很帅很酷，问题是，这一敲打甚至都不是对秦王的警告，而纯粹只是无名的“玩酷”和找死，难道他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给秦王送去一个空前绝后的天大马屁？如果认真地想，电影《英雄》的整个叙事基础都令人置疑了。因为缺乏细密的逻辑关联，又没有足够的情理基础，更没有《罗生门》那样的充分的人性依据。这也正是《英雄》一片中有如此之多的明星，却不能充分发挥起表演才能的根本原因：导演只给了他们一个概念，叫他们如何表演去？
电影《英雄》是张艺谋想象的产物，是他一相情愿地编造出来的，这并不成问题。电影，尤其是武侠电影，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大胆和自由的想象。问题是，任何类型影片及其自由想象，都有其内在的想象方式和游戏规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时空可以虚拟，情境可以假定，情节可以虚构，但一定要有情理和人性的依据，且必须自圆其说。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电影理论，而只是好莱坞及其商业电影的成功法则。张艺谋既然要拍摄商业电影，那就必须地道到位，而不能随意违规，否则就容易留下生编硬造的话柄。当然不能说张艺谋是故意要胡编乱造，我宁可相信，这是张艺谋离开了文学作品的拐杖，而又要制造叙事迷宫，结果自己也在其中迷路了。如果要作进一步的猜想，那就可能是，张艺谋过于重视电影作为影像的艺术——这并不错；但却多少忽视了电影＇故事片＇同时也是叙事的艺术。一般说来，人们心目中的“好看”的电影，不仅要有新颖独特的高级视听享受，同时还要有精彩曲折的故事和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或思想情趣。张艺谋肯定明白这一点，只怕是初次拍摄纯粹的类型化商业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