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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觉得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
“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分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上述思想从1969年起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74年，外公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将以上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上述外交实践，在今天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大外交”。
1969年，外公、周总理及外交部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帅经过交换意见，洞悉国际局势将发生转折变化的先机，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达成一致。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微妙的试探。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外公的预言在1969年年底得到初步证实。
1969年12月3日，奉尼克松和基辛格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会谈的最新意向。一时间此事传遍全球，版本颇多，其一居然说美国人一直把中国人追到卫生间里……
这件重大而离奇的外交事件，其真相到底如何？当事人写过回忆文章，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现引用一二。
那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翻译景志成随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一说为临时代办雷阳）应邀去华沙科学文化宫出席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他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在说话，那个陌生人边说还边用手指着中国外交官。李、景二人不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马上离开。他们当晚8时离开文化宫途中，美国人追上来了。景志成这样回忆：
“当走到楼梯的一半时，西蒙斯领着那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对我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虽然脚步放慢了些，但并未站住。
这位被介绍是大使的人接着用波语对我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我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我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我也加快了步伐。
美大使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我们已走出了文化宫，李举卿已走得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着，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为了尽快甩掉美国人，我再次表示我转达后即急速离去。”
对于“追到卫生间”，景志成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塞尔大使下达过一个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中国人到卫生间里也在所不惜。这也许是造成以讹传讹的原因吧。”
第三章 1970·有朋远来斯诺其人
外公与斯诺
“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
忘记是在学生时代的哪一年，一本书中有关红军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描写让我流下了热泪。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众所周知，他是我外公毛泽东的朋友。
我很崇敬斯诺前辈。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提交了论文并做了简短发言，主题是斯诺5次采访毛泽东的新闻影响力。虽然已有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但毛泽东与斯诺这个话题仍然远未终结——我这样认为。
比如，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与打开中美关系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斯诺已于1972年因病过早去世，未能来得及深入分析和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当年活动的中方知情人少之又少，文字方面未能留下多少第一手材料，真是遗憾。
海容姐姐和闻生阿姨参加了外公与斯诺的最后一次会见。无论谈外交还是谈斯诺，她们俩都是不可多得的讲述者。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她们请教当年发生的事情，期望唤醒深藏了35年的记忆。庆幸的是，我总算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第三章 1970·有朋远来前4次采访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他与我外公连续几天彻夜长谈，外公由此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们端来自己做的“甜点”腌酸杏以助谈兴。陕北之行让斯诺写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罗斯福等不少美国政要对此书赞赏有加，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西方世界所知。
1939年，斯诺来到延安。这一次，外公托他与美国政府说明中共的对美政策，表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为款待贵客，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制可口饭菜。回国后斯诺写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并数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中共解放区的情况，对世人了解中国和中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其实，斯诺早有来华的意向。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措施让斯诺处境维艰，久难成行，致使英国记者格林抢先成为第一个采访新中国的西方记者。此次访华斯诺得到了外公、总理的接见并与之长谈。他据此出版了著作《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1964年底至1965年初，斯诺再次访华。美国报刊不敢对斯诺提供资助，他是以法国某刊物记者身份来华的。斯诺与外公、总理长谈多次，得到了诸如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图片、中国首次公开的内部经济数字等大量独家新闻。除美国外，全球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斯诺据此写成的中国报导，美国报刊则对其做摘录和改写后再予以登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多次提出访华申请。经总理请示外公，斯诺夫妇于1970年8月再次达成中国之行。
第三章 1970·有朋远来中美关系的曲折
五二○声明
说到斯诺最后一次来华，就不能不说到1970年中方为支持柬埔寨抗美救国运动，以我外公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五二○声明”，不能不说到打通中美关系过程中的曲折。
本来，在1969年初步接触的基础上，1970年2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正式商定，下一次会议，即137次会议将是更高级别的谈判，以便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对立20年的中美两国能达成这样一个意向，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是很多的。果然，谈判的势头不久就被打断了。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被宣布废黜。柬埔寨是中国近邻，西哈努克亲王一向与中国友好，而政变方则与美国关系密切。中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