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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份，原先，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总之，无论是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来一年到头、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间，他却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文章”来了。他一不接见外宾、二不出席任何会议，连西花厅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写了十来天。当然，其时我并不知道总理在写什么。
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两腿下垂活动少，故肿得很厉害，从足踝部起一直肿到膝盖以上部位。因日夜埋头写作，睡眠不足，上下眼睑和整个面部都虚肿了。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
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扣好每一个钮扣，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写“文章”的日子里，成天穿着那件淡蓝色条子的毛巾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不知道总理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周恩来的事，我们不知道就只能是不知道，有谁敢去打听个究竟。当然，我们即便是知道了些什么，肯定亦帮不了他的忙。
8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当，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中组部、中联部、中宣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开会，由他给大家讲建国前的“党内六次路线斗争史”。
那次会议允许中央负责同志的随员旁听，我亦有机会听了总理的讲话。我对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熟悉，加之，会议中间我要去为总理做事，周恩来讲话时间比较长，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开场白的大意。
“今天，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跟你们讲讲我们党内在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路线斗争。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这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京西宾馆已经讲过一次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与自责。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们熟悉党的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对周恩来的检讨、自责甚至自贬过多感到不甚理解，心里也不好受，因而会议开得较沉闷。我在那个会场里只不过是个小字辈，更理解不了周恩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作准备，召集这样规模的会议来专讲“党内路线斗争”，且主要是自我检讨，……心中不甚了了。
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不太好，比较孤立，周恩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及领导地位。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面对党中央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对那一段历史独自承担起责任呢？我迄今也难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他有压力？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处理对外事务等问题上表示出极为不满的意见，同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云云。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对周恩来的所谓“错误”。
毛泽东一言九鼎，此话一出，江青一伙立刻感到这千载难逢整周恩来的良机不可失，他们狠狠地整了周恩来十多天。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嘘唏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总理，出自内心地感激总理对她的关怀。周恩来在最危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