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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四个红细胞的警示；专家诊断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
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但是，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向你提出许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那么，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最终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粘膜充血；（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
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解释”。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码给了我勇气。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先说完以后，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就接着问。
“有4个红血球。”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故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问题，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革”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
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