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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络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