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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12月27日深夜发生一次昏厥以后，医疗组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病人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请全体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到达病房。警卫人员负责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办公厅，并立即通报邓大姐，请她赶到现场来。服务人员马上清理病床周围一切障碍物，如屏风、床头柜、桌子和椅子等。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
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
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
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可是，我错了。
周恩来真是奇人，没有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
周恩来真的被我喊醒过来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激动，能够插管子有利于抢救。但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跟随周总理十年，而对周总理仍然不怎么了解。
谢荣教授动作迅速、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吸出的痰液并不多。谢教授果断地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仍处在“沉睡”之中。他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按理说，专家们对周恩来的生命抢救已竭尽全力。
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啊！……总理！”
“……”
周恩来没有一丝反应。
自此，周恩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至此，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他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之后，向大家宣告：“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7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十里长街送总理；骨灰洒向祖国山河，千山万岭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专家、医生、护士与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第一个来到病房的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终身相依相伴的邓颖超大姐。她还在走廊里，我们已听到了她的悲泣声，有人嚷道：“邓大姐来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房门口，只见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进病室来。她身上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里，她顾不及梳理散挂在眼睛边那灰白色的头发，唏嘘不停，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走进病房看到眼前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一年零七个月来她所熟悉的挡在周恩来床头的屏风、病床两侧的床头柜等物都被撤走了；心电图监测仪、输液架与输液瓶不见了，其他抢救用的医疗仪器都被放到了墙角边；她的亲人恩来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他，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原先都围在恩来病床旁的专家、医护人员，此时，他们都站在离开病床的地方，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大家用尊敬、关心和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一位护士走过去揭起白床单，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病号衣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脸上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地闭着眼睛“睡着”了。大姐意识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同她生死与共的恩来了，他们就这样永别了。
这时，邓颖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长久以来压抑在心底的悲痛与无奈，她，本可以大哭一场、大喊大叫地宣泄出来。但是，邓大姐没有这样做。大姐的一生也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她意识到必须，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不能因悲伤过度而病倒，还有许多事情正等待着她去做。周恩来的身后事需要她来料理，特别是他们间相约要进行火化而不保留骨灰的大事必须由她请示党中央，在得到批准后方能了却恩来的心愿。
她蹒跚地扑向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周恩来已经冰凉的面颊，顿时号啕起来，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嘶哑着嗓子哭喊着：“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屋子里的人们见到体弱瘦小的邓颖超如此悲痛，于是悲声大恸再次达到高潮。邓大姐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大家担心她老人家心脏病发作，有几位护士主动搀扶并劝老大姐离开病室到隔壁房间休息以节省体力，因为出于礼节，待中央领导人陆续到医院来向周恩来遗体志哀与告别时，她必须亲自守候在旁。
江青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病房，正唏嘘着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恩来床头大约一米远处，就站住了。这时江青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恩来遗体鞠躬与志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悦。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
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随后，老帅们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陆续到来。他们一个个神情悲痛，眼中含着热泪，向周恩来遗体脱帽行鞠躬礼并注目志哀。这同江青对周恩来的大不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医院的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单，很快便结束了。
后来，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余秋里、江华与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们严重的不满与愤怒。这也可说是后来爆发“四五”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江青公开同十亿中国人民为敌，点燃了自焚的火焰。
当天中午11时许，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恩来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由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吴德诚；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陈在嘉；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警卫、保健医生、护士等坐在车上护送；司机老杨师傅驾车，警卫车辆、行车路线、沿途军人和警察的部署都是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规格进行；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恩来逝世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亦很守纪律，但周恩来逝世这样的大事情是人民关心的焦点，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想要完全不走漏风声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