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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
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
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沉寂一时的“两校”又热闹起来了；关注辽宁营口大地震；周恩来突然昏厥惊动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由于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国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形势喜人，而一时名声显赫，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儿了。他只得暂时“离开”江青远一点，打道回府、避避风头，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韬光养晦，但他可决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几乎不见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帮”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继续兴风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后，全国政坛风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个什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后来又喊出什么“评法反儒”问题；时隔不久，紧接着提出了要害问题：“批判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整个校园又沸腾了，“两校”在运动的排行榜上又将获得“第一”。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一场新的劫难又要来临。
正是盛夏季节酷暑难当的8月间，我看见周恩来手上捧着“评水浒”之类的“文件”。起先，我也纳闷。《水浒传》这部书我看过多遍，不过，我是把它当作饭后茶余消闲解闷的书来看的，并没有思考过。我脑子里缺少的就是文学细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荡荡的108个英雄好汉对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影响。这是怎么回事？《水浒传》居然上了红头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连电影都不看的总理，他也关心起《水浒传》来了？不明白，搞不懂“评水浒”
之举有何含义，故一时间未加理会。
但是，自那时起，到三五医院来的党中央领导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别来的，有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所知道的只是总理要会客，有时知道总理见什么人，有时连见什么人亦不知道，只要说是客人到，我们就马上回避，末了，只了解总理会客几小时几十分，目的是掌握时间，必要时可以提醒总理不要太劳累，仅此而已。首长当中，我不回避的是叶老帅和先念同志。
从见到的中央领导人神情上可以感觉到首长们的情绪严肃、低沉与不安，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发现周恩来身上的膀胱癌已恶变为“鳞癌”起，总理的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真是一天一个样。
进入12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关头，恐怕是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医疗组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病危通知”，说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
同时，我们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好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约在中旬以后，终于进入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并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反，昏睡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24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项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专家亲临指导，或是由他们操作。我们制订了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方案：保证医疗组与各部门人员步调一致、行动迅速而准确有效地进行。
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