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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随周恩来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到王洪文的机会自然很多，也早就认识王的秘书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个“老乡”。但我就是恪守上面提到的“谨言慎行”的原则，不主动与他闲扯。这或许是受西花厅“周家作风”的熏陶吧。因此，我对张耀祠的嘱咐，听起来很自然，理当遵守。这不仅有利于保守党的机密，对本人亦可少添麻烦。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75年3月26日，为周恩来做了结肠癌手术。全国著名外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曾宪九、上海第二医学院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维善主任、北京医院吴蔚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商德延与谢荣；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及于惠元；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及李冰，还有手术室护士长等人，都先后进了手术室。
这样一个庞大的医疗队伍，由吴阶平院长统一指挥。为了避免手术室内人员过多，保持手术室内干净、减少病菌感染的机会，事先，由吴阶平协调、安排妥当，按工作需要，请专家轮流进手术室。
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结肠肝曲以下部位，分别有3厘米、1。5厘米及0。5厘米三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那个呈菜花样。
专家们当即确定整个手术分两步进行；先作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便作膀胱癌电灼术。
手术后的头一周，普外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轮流值班，与我们保健医护人员共同严密观察、记录病案，直至病情稳定，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常规血液化验和生化检验项目都恢复正常；精神和体力康复顺利，才逐渐减少值班专家的人员与次数。但他们仍昼夜自动到病房来观察病情。手术后的初期阶段加强了护理工作，护士也分为三个小组，昼夜轮值。
无论怎么说，周恩来毕竟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身患癌症又拖延时日过久，在经受了这次重大的手术治疗后，身体是明显地虚弱了。
1975年8月，天气实在是太热，三天两头下雷阵雨。空气中的湿度相当高，令人感到闷热不适。虽说医院里有中央空调设备，室内凉爽舒服，但人总不能成天呆在房子里生活，不到户外去活动，不见阳光，不呼吸新鲜空气。浑身上下的皮肤倒是挺凉快，但汗毛孔总闭着，这样的滋味也不好受，搞不好，会得“空调病”。
这个时候，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治疗在继续，病情却不见好转。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作临床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医生查房。当吴阶平院长在周恩来的下腹部触摸时，他那正在检查的右手，突然动作稍有迟疑，双眉紧皱，脸上神色有些紧张，并且在该处反复触摸多次。
这一举动，来得如此突然，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彼此用眼神扫视了一下，便都心领神会地感到吴院长的神态，意味着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少许，吴阶平恢复了他平常那庄严的学者风度，以和缓的语气同身旁的专家说：“你们查吧。”他自己便站到一旁去了。
“请总理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再来向您报告。”几位专家轮流检查完毕后，吴阶平诚恳而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