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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自不待言。
叶剑英向医疗组表示慰问和感谢；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皆大欢喜。
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并不太乐观，大家心里仍感到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作第一次膀胱癌电灼术以来14个月中，已经复发了3次，可算是频繁发作了。尽管在严密监测和断续地进行化疗的情况下，每次复发都来势较猛——大量尿血，致使身体十分虚弱。特别是1974年3月12日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
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深深体会到，给总理治病，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大家都难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能痛痛快快地接受医生的建议，立即住进医院去治病？周恩来的工作精神及他的精力，尤其是夜间工作的本事，确实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西花厅的灯光“长夜不灭”，是为世人所熟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梦彻底破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做完第一次膀胱癌手术后的康复情况比较顺利。其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正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的邓小平。那时，邓小平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四人帮”妄想着只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都整垮了，他们就可以掌握“组阁”的人事安排权。为此，“四人帮”乘周恩来住院养病期间，策划于密室，忙得不亦乐乎。
恰在此时，江青得到一个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消息，她觉得抓到了打击邓小平等人的好机会。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制造事端，向邓小平发难。
所谓“风庆”轮事件，那是几年前经周恩来批准，从国外购进了几条轮船，用以扩充和增强我国的海运事业。“四人帮”则将此事无端地上纲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还批判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修正主义”和“卖国主义”，并扣了一大堆帽子。
“四人帮”威逼邓小平，要他必须对“风庆”轮事件表态：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批判的矛头是直指周恩来的。邓小平已是忍无可忍了，他以严厉的口气回击江青道：
“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邓小平讲完话，便拂袖而起，愤愤地离开了会场。
这还了得，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谁敢于当面顶撞这一位“旗手”啊？邓小平真是捅了马蜂窝。
“四人帮”推举王洪文立刻飞赴长沙求见毛泽东，来个恶人先告状，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并说邓小平在北京“大闹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医院养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医院，他们在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王洪文以为，他向毛泽东进行了这一番煽动性的“汇报”，定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和支持。岂料毛泽东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大为恼火，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指出对邓小平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不要背后搞，应多跟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总跟江青搞在一起。
毛泽东虽然在外地养病，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在掌握之中。有关“风庆”轮问题，他早已知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情，况且李先念他们正在解决当中，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指出：“不要多出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至嘱。”
毛泽东训斥“江青有野心，想做党的主席”。
毛主席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由总理与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此，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的大局，由毛泽东一锤定音。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三〇五医院，周恩来得悉，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并传达给叶剑英及李先念等人。他们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四人帮”在“组阁”问题上，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还挨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没有被整垮，反而更加职高权重了。这使他们怀恨在心，为日后变本加厉整邓小平埋下了伏笔。
1974年11月下旬，叶剑英元帅用保密电话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以十分严肃的语气问道：“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几天？”
我听了叶帅这突如其来的话，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心想，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没有几天，仍有血尿，身体还虚弱，正在康复当中。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怎么能随便外出呢？再说，总理目前的健康状况，叶帅是清楚的。他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叶老帅在电话中正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能沉默不语。
“您知道，总理正在康复当中，身体比较虚弱，若能再过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一些再外出，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我略微思索后回答道。
他老人家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了一些。他关切地说：“还有一些时间，你作好外出的准备工作，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
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讲，要保密。”
我觉得此事责任重大，不让我跟任何人讲，心里有点不踏实，起码要先跟邓大姐通个气吧。我很快将叶帅交代的任务报告了邓大姐，并提出了医疗班子的人选和准备工作的设想。
“你就按叶帅的意见办，医护人员就这么定，不必再同其他人说了；作好准备工作，等待通知。”邓颖超听了我的汇报后吩咐说。
从邓颖超的口气中可以判定，她是心中有数的。
周恩来住在三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他老人家仍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故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
便将电话挂断了。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来电话问：“今天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新情况，还算稳定。”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叶帅。
叶剑英又详细地询问了总理日常的饮食起居等情形后，用相当慎重的语气向我交代说：“下个礼拜，你们要陪总理去长沙，见主席。”
他讲完后，叮嘱再三：“要严守机密，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对不能出意外事情，要安全返回北京。关于出发的时间，你们等待通知吧。”
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周总理赴湖南前，他们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由他亲自去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有利于解决“组阁”等重大问题。
12月23日，由警卫科长、警卫员、协和医院的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泌尿外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保健医师张佐良及护士许逢生等人随同周恩来，由西郊机场乘专机直飞长沙。
我们在近中午时抵达长沙市，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周恩来午饭后小憩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床上按电铃叫人，值班警卫员、护士、医生等人进入总理卧室，刚开亮电灯，他就问：“洪文同志来了吗？”
“还没有到。”有人回答道。
大家劝总理再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养养神。他不肯，坚持要起床。我们只好帮他更换衣服，到客厅休息。
专家们闻声急忙赶到周恩来卧室外等候。他们主要担心膀胱癌出血，也怕过于劳累诱发心脏病或其他不舒服。我们都牢记叶帅再三交代的，要总理安全返回北京的重托。这使大家都感到肩膀上的分量很重。所以，不敢稍有懈怠，一听到有点动静，马上主动地赶来了。
周恩来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似乎有点焦急。他不时地站起来，到走廊里漫步，有时到大门口去张望。大约在下午5点钟，周恩来刚回到客厅坐下一小会儿，有人来通报说，王洪文到了。
王洪文进入门厅，一见到周恩来，在握手时就连忙解释：“昨晚上有点事，睡晚了……”
周恩来未等他再往下解释，便用不太高兴的口气说：“你这么晚才来，主席已经起床了，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
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的院子不大，坐汽车一忽儿便到了毛泽东住地1号楼大门口。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迎候着，他们引周恩来与王洪文去见毛泽东。
在1号楼的门厅里，我见到了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他是随王洪文一起来长沙的。廖是上海人，二十几岁。此人甚健谈，喜交际，据说是王洪文在上海打天下时的小兄弟。
周恩来外出，一向轻装简从。此次来长沙面见毛泽东，和毛泽东同住一个院子里，两座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假如他的健康状况许可，那么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肯定是步行往返，决不会坐汽车的。
这次，周恩来只有一辆座车，每次去1号楼，只有一名警卫和一个医生随同前去。保健医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次都跟着，随周恩来到长沙的其他人员都在2号楼待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警卫科长随同周恩来到了1号楼，总理便进主席房间去谈工作了。不知何故，那一天，王洪文没有去。我们在门厅里等候，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走过来与我们坐到同一张大沙发上。
“你们要记住，从现在起，不管谁到你们那里去，都不许跟别人讲，一定要保密。”
全国解放前，警卫科长曾当过张耀祠的警卫员，他们之间是老首长与老部下的关系，故耀祠对我们的叮咛，无疑是一番好意。可见，这“谨言慎行”四个字，恐怕是党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起码素质。
我常随周恩来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到王洪文的机会自然很多，也早就认识王的秘书廖祖康，我同他也算得上是个“老乡”。但我就是恪守上面提到的“谨言慎行”的原则，不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