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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进入这些制度变革的中国社会语境，就可以看出其具有的宪政意义。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中完成的国税与地税的分割。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这一改革表明了在财政权力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地方政府不再如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财权，所有的财权都统一在中央。此后数年的实践表明，分税制的实施已经开始把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导入一条制度化的轨道。辛向阳：《解读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3。 因此，早在数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中国经济学家就称这种制度为“中国式的联邦制”或“财政联邦制”。 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December； 1998； pp。 1143…1162； Yingyi Qian；〃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1978…1998）： The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6（1）； March 2000； pp。 151…171。 又比如，1998年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废除了按行政区域设立省级分行的制度，跨省区设立了9大分行直接对中央银行负责。这种制度变革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首长干预地方银行从而影响国家金融政策的可能，提高了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强化了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也表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的统一性的加强，标志着中国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强化。可参看，吴志攀：《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广州出版社，2000年，页226…227；辛向阳，同上注75，页64…65。
而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农村费税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不仅仅是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强化了中央政府在乡村的治理权力。它们标志着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能够更加强有力地进入中国农村，乡政府将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国家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先前乡一级政权长期存在的“绅权”性质。关于这些措施，请看朱基：《政府工作报告》 （2001） ；又请看，“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003年3月27日）。
甚至，目前一些尚未充分展示其潜在的宪政意义的政治惯例，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获得宪政制度的规范意味。例如，近些年来，各省、直辖市的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候选人，最后由地方人大以“选举”方式认可。这种做法，既不同于许多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首长中央委任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央授权；也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例如美国各州的地方政府首长的选举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地方选举。中国目前的这种地方首长的任职制度，一旦稳定下来并制度化，这就创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可能，成为一种中央与地方相互制约的具有宪政意义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选任制度。美国联邦法官都由总统提名，但须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一般说来，美国参议院都尊重了美国总统的提名，但在其历史上，参议院曾数次否认过总统提出的候选人。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87年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可以说，这一宪法惯例已经给我国的单一制政体带进了联邦制的因素。当然，我并不想夸大这一宪法惯例在目前的实际意义；确实，就总体来说，目前在地方行政首长的主要人选上仍然基本上是中央说了算，省市人大选举地方行政首长在许多人的想像中，似乎只是走过场，但实际上已不完全如此，这个制度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3年前后的换届选举中，中央提出的浙江和贵州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就落选了。在此前后，例如1998年的换届选举中，都有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等由党委提名的后选人落选，而由代表联属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可参看，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前注68，页350以下。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和重视这一正在形成的政治惯例，它完全有可能在适当之际展现出其制约力。必须清楚的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往往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看不见”（常规）和“露峥嵘”（冲突或例外）都是制度起作用的方式；事实上，一个总是需要“露峥嵘”的制度反倒可能意味着这里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作为例证。这一大名鼎鼎的制度其实很少使用，从其初次得以主张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4）到其第二次使用的德里德·斯各特案（1857） ，中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另一个例证是美国联邦法官的任命，在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中，参议院予以否认的或因为参议院威胁否认而自动撤出提名的不到5％。可参见，Laurence Tribe； God Save This Honorable Court：How the Choice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Shapes Our History； Random House； 1985。
第二部分 宪政与立法第22节 转型时期中国宪政研究方法的反思
本章其实还有另一个追求：探索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宪政的一条新的进路，或追求一种广义的宪政研究。
通常的宪政研究一般研究的是常规状态社会（或宪政社会）的社会根本架构和权力配置问题，并且受欧陆法学的影响一般以宪法性的规范文本研究为主。中国目前的中国宪法研究基本都属于这一范式。
但是这种研究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点脱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社会。尽管新中国自1954年以来就颁布了宪法，尽管即使是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作为文本的中国宪法也仍然存在，但如果用孙中山关于宪政三阶段的说法来考察当代中国，如果大胆一些说，中国目前还正处于从“训政”到“宪政”的进程中。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法学家自然会有许多尴尬，甚至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时刻；从书本上学来的有关理想的宪政原理和原则或多或少总有点“屠龙术”的大而无当。只是近年来，随着“法治”理念的流行，宪政的理念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但是这些研究的取向也更多是一种法制讲座式的宣传，希望推销“宪政”这种待价而沽（当然也可以说是目前滞销）的优秀产品，使得中国社会在我们手中最终塑造成一个宪政法治国家。
我分享这种理想，却不分享这种研究进路。因为依据这种进路获得的最多也只能算发生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宪政“研究”，而不是有关中国转型时期的宪政研究，后者是以具体时间（转型时期）空间（中国）内的宪政问题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我给前一种研究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种努力是事先已经有了结论的，最多也只是一种适用性的研究，把据说是公认正确良好的宪政制度通过大众化的宣传布施于当代中国。我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宪政研究，发现转型时期中国宪政问题和实践中本身蕴含的逻辑，试图分辨出在前一种研究中可能被错失甚或被过滤了的变量，从而探求中国宪政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最重要的可能的路径。
这一进路有一个最基本假定，即在其原初的意义上，宪法（constitution）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其针对和所要解决的是这个社会的具体问题，尽管其中有些具体问题可以用抽象的一般命题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相对长期存在的国家，不论其结构组合和治理是否为你我所欲，都必定有其内在结构和相应权力配置，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实在的宪法（effective constitution） 。也因此，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宪政的实践，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这样的研究，但他们还是趋向于在规范的意义上使用宪政一词。请看，例如，Vicki G。 Jackson and Mark Tushnet；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Press； 1999； 特别是第五章，讨论了“没有宪法的宪政”，以及“没有基本权利（entrenchment）的宪政”等问题。有制度意义上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宪法并不必定具有我们通常赋予其的那种褒义，宪法问题也并不必定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或话语。这种广义的宪政研究也研究应然的问题，但更研究实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宪政是如何演化发展起来的。它追求的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说，而不是一种有感召力的修辞或传教。它追求的是对社会事实的解说，而不是对经典文本的解释。
因此，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排除共时性研究）。它将宪政视为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一个从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包括革命、改良甚至政变）后的社会政治结构逐步调整乃至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一个从魅力型政治到法理型政治或传统型政治的过程；甚至有可能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因为我们可以以某个事件或时刻作为某个社会已经形成宪政的标志，但是社会中的这个过程不会停止。因此，我们可以以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作为其宪政的标志，但也同样有理由以1804年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提出司法审查权作为其宪政的标志、以美国内战期间和之后解放黑人和制定三项宪法修正案作为宪政的标志，甚至以1954年布朗案宣告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或1964年民权法案全面禁止种族隔离作为其宪政的标志也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英美传统的法学家大都采取了或隐含了这种历时性的研究进路。
这种研究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具体国家在本文中就是中国在这一意义上的宪政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它受到了英美特别是美国法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但是并不以其为圭臬，不预先设定三权分立、司法审查、两党制或民选总统等是宪政的标志，并且也不一定以发现所谓的普遍规律为宗旨。因此本章始终关心的是20世纪中国的问题，考察20世纪世界的一般性问题（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以及中国的一些重大的特殊问题（例如，大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民革命、“封建”传统等）对中国宪政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宪政形式主要是中央地方的分权的影响。
这种进路并不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方面考察政治结构，而是要考察可能影响政治结构的一切重大因素和维度。因此，根据不同的时期，它考察了军事领导人对政权结构的可能影响，考察了“山头”对政治结构的影响，也考察了税收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变化对政权结构的影响，甚至考察了开国领导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它也会考虑甚至借鉴诸如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两院制等从西方近代政治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宪政理论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