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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赫曼先生特别强调要我不要放弃“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利”。哈格佛先生就此警告过我，警告过莫尔·阿德，也警告过赫曼。据说赫曼认为“哈格佛先生只是想威胁恐吓我，他并不真想付诸实施”。可怜的赫曼！他对哈格佛先生的心理测验真是“准确”得让人悲哀！我的粗心大意的朋友就这样带着我的生活和钱上赌场了，以75英镑的代价从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那里得到了我的财产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想出了两个“聪明”的谎言，是他们自己以为这些谎言是聪明的。赫曼告诉哈格佛先生说我手里有一大笔钱，我根本不想多要钱。他们设想这样就会吓住哈格佛先生，让他不再对我穷追不舍！——结果只是让哈格佛先生告诉我妻子说赫曼先生已说过我不缺钱用，所以根本没必要在150英镑的基础上再增加钱了。因此我妻子在圣诞节给我写信，劝我用“那笔钱”买年金保险，这样可增加我的收入了！ 她自然以为我“那笔钱”有3000英镑，当然可以买年金保险了。我也会这样想。我发现我全部的钱加起来也只有150英镑，而除去法律诉讼的花费外，只有大约35先令了。
另一个聪明的谎言是假装让哈格佛先生知道你不是我的代理人，而是个相当独立的人，而同时又让负责破产登记的人相信你确实是我的代理人。至于我，你告诉我说你的行动是独立的，但我发现你用的是我的钱。莫尔·阿德确实希望哈格佛先生会相信这出可笑的喜剧。赫曼也是这样想的，而不须说哈格佛先生是一点也没上当的。他把矛头全都对准了我。这就是你和莫尔·阿德、赫曼为什么会那么勇敢的原因。你们在把我置于危险境地过程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真是无以复加呀！
当然，你们一直害怕我和妻子会按照我们的意愿私下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因此你们恳求我不要签任何私人协议。我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赫曼式的忠告是：“任何这种协议都是非法的，没有丝毫的约束力的。”还有谁会想出如此愚蠢的看法！你们从各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最后诱使我严肃地答应若不事先通知赫曼我决不会签任何私人协议。可能会让你们奇怪的是：我自己是一直希望与妻子私下安排这些事的，条件要由我们自己定。如果不是你们从中干涉，我们早就把事情圆满解决了。
最后，争战开始了。莫尔写了一封得意扬扬的信。他保住了我的财产权，并在武力威逼下要求“在你妻子有生之年你每年应得到200英镑，在她死后你可得到其财产的1/3”。这种条件有点缺乏想像力，因为我妻子早在3月份就已答应给我这么多了。而我也已答应了她的要求。我的朋友以为可以为我再多争些，所以就没有遵照我的要求去做。结果导致我要求的条件被降低。接着我的朋友就只有接受最初的份额了。哈格佛先生根本没在意购买财产权一事。他警告过赫曼和莫尔·阿德。他们根本不理睬他的警告。为什么他没在意？
他不在意是因为他口袋里装着埃德威克
此人全名：弗雷德里克·安朱·埃德威克，（1836—1904）。——原注
的明确声明：若我离婚，就要放弃结婚时分授给妻子的财产。就这一点我曾写信给赫曼。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认为这一点毫无意义，而实际上这一点正是整件事的中心。我的利益取决于我妻子的施惠。如果她与我离婚，就要收回那本该属于她的利益。哈格佛先生一直在设法让她收回在我这儿的财产，而可怜的赫曼、莫尔·阿德竟一点也想不到他的目标在此，或者说根本不理解整个形势的要害。他们在这方面的彻底无能让人震惊，让人不敢相信。
哈格佛先生根本不需在意谁在购买我的财产权，他只是突然夺去了我的孩子。这件事及我母亲的死是我监狱生活中也是我一生中的两件可怕的事。赫曼当然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又不是他的孩子。莫尔对此不感兴趣。甚至你——你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你，你也知道我对西瑞尔倾心的爱——可即使你也没在意。你从未给我写过一个字说你对我遭遇的不幸感到抱歉。你以绝对的冷漠对待这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永远不会恢复过来了。法庭竟能决定我不适于与孩子们在一起，这真是太可怕了，如果能从历史典籍中和生活史书上抽掉这一页，我情愿再在这个孤独的囚牢里多待两年——噢！如果需要，可以待10年。如果我已堕落到不适于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地步，那我生还不如死好。
可赫曼是怎么说的呢？看看吧。我收到莫尔·阿德的一张便条，说“赫曼声称自己至今为止还是很称职的”。还有谁能想出这种废话！但他还列出了赫曼在这件事表现得聪明的理由：
（1）“他没花我一分钱”。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是：他总共花的不到3英镑10先令。没有人会花去破产者的钱。我没有财产。
（2）“他要求每年要向我汇报两次孩子的教育情况。”这一点也是假的。法院自然要求监护人向法院递交有关被监护人的情况报告。我没有提出报告。我可雇用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并且要求了解西瑞尔是否在学习阿拉伯数字，或薇玮安的拼写是否有所改进。如此而已。
（3）“只要我愿意，我有提出申请的自由。”这是肯定的，但只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说法，即如果我听说孩子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抚养，或吃不饱穿不暖，我才可以提出申请。这是个什么样的特权啊！你以为它们会是什么特权吗？
（4）“赫曼先生认为这次行动表明哈格佛先生不会要求离婚了。”这是典型的赫曼式的话。如果他对法律或平衡法略有所知的话，这个无知可笑的律师就会知道，一旦我妻子要求抚养孩子，她就绝对必须申请并被批准离婚。为什么？因为在法庭听取将孩子从我身边夺去的申请书之前，她必须宣誓她有足够的钱用于抚养教育孩子。她立誓要得到财产权。因为你们也要买，结果迫使她不得不那样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莫尔·阿德迫使我妻子提出离婚。她别无选择。她为了不这样做整整挣扎了两年。是我的朋友迫使她这样做的。想想这一点吧，我亲爱的罗比，这样你就会理解我的感受了。但你和莫尔现在却说：“你并没被剥夺接近孩子的权利。”这已被严肃地写在上星期四在这儿宣布的公告中了。当然，出于技巧上的错误，这份公告并没特别限定我不能接近孩子，但或许你愿意听听哈撒尔就此事发表的看法。他的信是4月10日写的，内容如下：“法庭并不明确表示禁止你接近孩子，但其正确解释应是：如果你有任何想与孩子们联系的企图，必须由官方签署命令，明确对你进行限制。”记住这句话：“任何想与孩子们联系的企图。”现在你满意了吗？
但你在星期二还得意扬扬地强调，赫曼说的命令并不能约束在国外的！这真是绝妙的赫曼式妙语。它当然不能。里丁教区委员会制定的细则当然管不着威尼斯的绿色水街。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当然约束不了法兰西的居民。但谁说过它们会呢？如果我想见见孩子，那就会发生两件事：
（1）我失去全部收入，因为孩子归我妻子抚养，我的罪名将是蓄意“骚扰”。
（2）她被迫立刻剥夺孩子在国外受教育的好机会，把他们送回英国听从法院的裁决。在英国，如果我想给他们写信，我也会被以蔑视法庭罪送进监狱。你能理解这一切吗？你是否弄明白了你和莫尔·阿德及其他朋友做过什么事了吗？
莫尔·阿德和我的朋友们所做的最可耻的事是干涉我与妻子离婚。你们完全无视我、我的安全及地位。你只是拿我的生活打赌。我父亲过去常常给我讲一个地主的故事：这个地主在卡通给他的爱尔兰代理人写信说：“不要让佃户以为他们射死你就会吓住我。”莫尔·阿德和你就处于地主的地位，而那个代理人就是我。你们根本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以为我只是在这里卖弄词藻吗？让我引用一下你的朋友莫尔·阿德信中的一句话吧。他在信中告诉我，乔治·列文斯准备以苛刻的条件让我与妻子离婚。“我们”，他说，“你的朋友”，“绝不会干涉你与妻子的关系，我们不会受到离婚威胁的影响，我们对此毫不关心”。
这就是你朋友的话，这显然也就是你和莫尔·阿德及你哥埃莱克的态度。你们都在乐滋滋地重新走上昆斯伯里用谣言和挑拨把我推上的道路。先是对我进行民事审判，并对我进行全面调查，接着由陪审团上报财政部，然后我离了婚，再审，最后把我送进了监狱！这就是你们一直辛勤劳作的果实。噢！但莫尔·阿德却说，你们劝你抵制“不名誉”的证据时并没想这样。你们想的是我可以“有时间去国外”。因此，根据你们的伟大计划，我应该接受可怕的离婚条件，过流亡生活。因为我的离婚会让我失去年金，我当然就身无分文了。当我狼狈地跑到国外时，莫尔·阿德就会给我写信说：“我们完全实现了预期目标，你现在不再有（1）任何妻子、（2）任何孩子、（3）任何收入、（4）来伦敦导演剧本的任何可能性。赫曼先生会说他对整件事都非常满意。
我亲爱的罗比，如果真发生了上述那种事，你作为我的朋友，又会怎样把你自己与可怜的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比呢？我只能告诉你：这时他在你身边倒显得光彩夺目了。确实，当我想想你和莫尔·阿德在这件事上对我的伤害时，我真觉得自己对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太不公平了。
实事求是地讲，罗比，你最好认识到，在上帝的地球表面上，在需要才智、常识、正直、理解力的任何事情上表现出无能的所有人之中，你无疑是主要的一个。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他自己，请你马上去研究研究。他有教养、有同情心，善良又有耐心，温柔又体贴。他充满迷人的感情素质。他对自己的杰出才华一直持最谦虚的态度——太谦虚了。我比他自己还激赏他的艺术观点。我认为他应该已经，并一直能在文学界作出佳绩的。但在事务性的事情上，他却是个最易上当的不苟言笑的猴子。他既没有记忆力，也没有理解力，也没有判断形势的能力，或理解事情关键的能力。他的严肃举止使他完全成了一个戴着智慧面具的傻瓜。人人都被他欺骗了。他的举止那么严肃，当然人们也会相信他的观点也是充满智慧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在需要简洁流畅或想像力或本能的事情上，他总是“极其严密”。在处理事务性事情方面，他却是个“傻瓜”。他给我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而他对自己却非常满意。现在我明白了，罗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