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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件一拖再拖，判决结果一直等了3个多月才下来，法院认定王鹏等人并无违法行为，驳回公诉。但是，有关方面仍以王鹏等人违反公安条例为由，要求县公安局撤销王鹏所长职务、李明撤销指导员职务。
被调离原工作岗位的王鹏出差到了北京，特意找到记者表示感谢：〃真是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新闻单位的干预，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嗨，特权太可怕了，但作为公安干警，我绝不后悔。〃
第五部分第24节 司法活动中的暗访记者（3）
一、 司法活动暗访的禁区：法庭审理场合
司法机关对于新闻媒体的戒备由来已久，学者认为是新闻自由权利与司法审判权力的较量。 新闻媒介频繁使用如窃听、偷拍、查账等，对正在诉讼程序中的案件施加压力，发表评论，未审先判，极易误导舆论，使司法机关办案陷入被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司法报道中记者对于偷拍偷录手段的滥用而引发司法机关的反感。为了维护法院审判独立性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法律有多款规定，司法机关也作了大量相关规定，力求避免受外界的“不当影响”，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被告定罪量刑，人命攸关，所以法院一般对“媒体审判”…媒介对于各类诉讼的不当介入，予以高度警惕。
1992年，《上海法制报》记者李智刚在河南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李谷一诉记者汤生午案庭审中，被没收记者证和胶卷，并被法警带出法庭。此事引起关于侵犯采访权的首例诉讼，这起首例新闻机构状告法院的诉讼案件以原告汤生午撤诉结案。
四川简阳市人民法院曾经向资阳地区中级法院正式起诉成都某电视台。事情起因缘于成都某电视台一次涉及简阳市法院在执行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的采访报道。简阳市法院认为，成都某电视台记者到法院采访时采取了不法行为，即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采取偷拍镜头、编造事实、无中生有的手段，严重丑化和毁损法院形象，要求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随着司法改革的持续进行，司法领域对于媒介报道有趋于严格的限制。从1979年到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３个涉及庭审规则的司法解释，其中均有关于记者采访的规定。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试行规则》第8条规定：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记者采访。记者凭人民法院发出的采访证件进入法庭，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和传播。有新闻界人士对这一规定称为“记者条款”，实为记者特权。
1993年发布的《法庭规则》第10条规定：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93年规定比79年规定增加了经许可条款，记者在庭审中不再享有采访特权。同样的条款见诸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当年11月１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４人信用证诈骗一案，300多名记者到庭采访，法警收缴法庭内记者的记录本、胶卷多达几十本（卷）。
遵守法庭规则，严格限制报道行为，这在国际上是通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时，表现法庭上情况的只是一幅速写，而不是照片，采访设备根本不准带入法庭，这主要是因为摄录者的灯光、声响以及有关人员走动，会分散法官和有关人员的注意力，影响法庭审理，进而影响法庭的严肃性。笔者认为，司法报道是隐性采访的禁区，记者最好在此止步，庭审过程不适合隐性采访，否则，不但采访不成功，所而受到法律制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要知道，当记者采访违反法定程序时，法院会启用《刑事诉讼法》１６１条、《民事诉讼法》102条，对记者采取口头警告、训诫，没收器材，责令退庭或者罚款、拘留等妨害诉讼强制措施。
法庭之内不适用隐性采访，司法程序的其它环节，记者进行暗访时，应充分尊重独立的司法权，不影响法院的公正判决。在司法机关立案前、结案后，如该立案不立案，司法裁判不公或不当等，舆论均可在报道的同时进行评论，2002年9月20日《南方周末》的《“枪下留人”案再调查》即在被告已执行死刑后对于案件的实体部分（证据）和程序问题有不同于判决的报道和评析。 而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只作程序方面的报道，不涉及实体如刑事案件中被告是否有罪，罪名及刑期等等。如果新闻报道的目标是揭露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或有其它渎职行为，记者可以突破常规，在法院工作场所进行暗访，以期新闻舆论能够推动司法改革，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除此之外，记者亦应保护诉讼参与人的人格权。诉讼参与人是新闻记者观察的对象，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应尊重双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律师的人格权，对于涉及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的信息进行谨慎处理。
除妨害诉讼强制措施之外我国目前无其它法律规定制裁记者对司法的不当干扰。在英美法国家法院对于媒介不当干预司法常常会使出“藐视法庭罪”这一“杀手锏”来制裁媒介记者，使记者陷入牢狱之灾。如英国独立广播委员会《电视节目准则》6…2规定：“有关蔑视法庭单位禁止在一定时间内发表或广播有可能影响法律程序的信息。藐视法庭通常被视为刑事犯罪，要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和无限额罚款。”
二、社会正义与媒介审判
中央电视台曾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曾经帮助电视台记者王申进行隐性采访的线人刘某求助，由于当时他向记者提供了本市某公司从事违法犯罪的线索，致使该企业在中央电视台曝了光，遭到查办，蒙受“重大损失”，结果遭到恶意报复。该企业买通了当地执法部门，将刘某以收贿受贿名义逮捕，并且在公检法部门联合淫威利诱下，搞到了十几个当地小企业老板的假证词，证明刘某曾经向其索取金钱。案子即将开庭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刘某坐牢无疑。如果不是刘某的鼎力相助，当时那条曝光新闻肯定胎死腹中。接到电话，曾经得到过刘某帮助的王申百感交集：虽然提醒过刘某加强人身防范谨防报复，但真是怎么也没想到，那家企业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买通执法部门，给刘某个牢狱之灾作为报复！现在想什么都不管用，关键是怎样能够尽量帮助到刘某呢？经过领导批准，李申和同事扛着摄像机，工作证介绍信齐备，第一时间赶到该市，力图通过电视台的压力帮助刘某免于此劫。
王申一行三人到达该市后，找到审理此案的法院，表示开庭时候要进行现场拍摄采访。没想到法院亮出了杀手锏：此案只能旁听，不允许媒体采访。根据规定，法院有权利对在审案件开庭审理作此种规定，如果宣布此案不能采访，即便是中央电视台也丝毫没有特权，否则就是妨碍司法的罪名。怎么办？其实刘某的案子涉案金额少，案情也简单，法官严词拒绝不允许拍摄这么一个小案子，反倒叫李申几个人更加确定一个事实：这绝对是场阴谋。
不拍摄就没有一点对刘某有利的证据，而时间紧迫，一点点调查事情原委根本不可能，难道只能眼看着无辜者在法庭上遭人陷害，投进大牢？绝对不能！百般无奈，只得铤而走险，王申交待好其他几个记者，留在当地，设法散播中央电视台记者关注此案前来调查的消息，自己则星夜兼程赶回台里，申请调用偷拍机，又快速返回，以旁听者的身份走进法庭。
“中央电视台记者来了！”消息不胫而走，给那些被迫作假证的证人极大信心：刘某为我们作事情，我们给他的是劳动所得，按劳取酬这是天经地义，怎么能说是收贿受贿！于是戏剧般一幕发生了，在庭审现场，十几位原先指证刘某收取贿赂的证人当场全部翻供，认证那些证词是捏造的，刘某无辜，而且假证是在当地某某领导的威逼利诱下被迫签字画押，根本不是出自他们之口。本来罪证确凿，万万没想到所有证人现场翻供，在场的旁听席哗然，法官的小槌子怎么敲也没用，只得宣布休庭再审。此案其间5次开庭审理，王申也就5次专程从北京赶到法庭现场，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一边给刘某壮场面，一边保护包里的偷拍机记录下庭审镜头。证人当庭翻供，一一指证威胁他们做假证的相关部门领导，而且公诉人在陈述的时候漏洞百出，庭审现场一片混乱。几次开庭之后，素材拍摄的也差不多了，王申再次找到该法院，将磁带原封不动放给法院领导看。所有的法官们都傻了眼，他们知道，这些无疑是他们的罪证，而且还是被中央电视台的人掌握的罪证！一旦曝光，上上下下还不全都得摘掉乌纱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法院只得匆匆结案，以事实证据不足为理由，宣布刘某无罪释放。当然，法院做贼心虚，息事宁人还来不及，没有追究王申任何妨碍司法的责任。
刘某不明不白被关了好久，又不明不白匆匆给放了出来。事后见到记者王申，苦笑的说：“真不知道怎么说你这个偷拍机。要不是他，我也进不了看守所。可要不是他，到今天我也出不了看守所。”
隐性采访虽然属于各种采访形式中有些投机取巧的一种，但对于司法监督这一领域，无疑是便捷有效的方式。现在有的法庭干脆张榜告示：禁止偷拍、禁止隐性采访。可遇到像审判刘某那样的黑法官，扛着大型摄像机拍摄，是绝对无法取到有用的曝光素材的。小针孔能拍到大问题，出于拍摄相关司法素材的特殊需要，以及法律部门工作制度的特殊性，还是小小的针孔更能刺到一些问题的深处。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
“媒介审判”，就是这种不同追求的冲突反映。
“媒介审判”（或“新闻审判”）是西方传播法的一个概念，指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在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中，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媒体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 为保持正常的司法公正，司法机关针对媒体的过度“炒作”做出了一些对案件审判的报道限制，通常隐性采访（如偷拍偷录不公开的庭审）会被用作对类似限制的突破以获得独家报道。
第五部分第24节 司法活动中的暗访记者（4）
在我国，避免过度炒作的“媒介审判”首先要把它和正当的舆论监督区分开来。对于监督来说，声音的强弱不是正确与否的标准，媒体的理性公正不可缺席。2001年8月27日的《人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