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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帝国的惆怅》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悉排斥不遗力）。司马光出于朋友情份，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