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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制度不能保证一切（2）
同样，所谓“匿名评审”也不管用。不错，送材料的时候，申请人的名字是匿去了。材料寄回来的时候，评审人的名字也匿去了。但材料寄给谁，寄的是谁的材料，负责寄送的人知道呀！这样一来，申请人和负责人关系的好坏，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结果，常常是这边材料还没有寄出，那边就接到了说情或者告状的电话。如果是评博士点、评重点学科、评奖，还可能会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等门造访。老实说，这事我也干过，既托过人，也受过托。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你不能一点面子都不讲。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学，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门来，你能不大开方便之门？至少，在不太离谱的情况下，你不会太坚持原则吧？
所有这一切，都不违反制度（向评审人说情或者告状除外，但你永远查不出）。尤其是发表论文达到多少篇就可以当教授，更不违反制度。如果评审不能通过，还会有人打抱不平。结果，我们就“合法”地评出许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导。我不知道他们是该叫“真的假教授”，还是该叫“假的真博导”，也许该叫“非典型教授”吧？这可比做假文凭还可怕。假文凭总归可以查出，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子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非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肺炎一样，是不好对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因为这场病，我们民族已经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却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几乎人人都是带菌者，时时都是潜伏期。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开出的药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药能力。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则又在于没有找到病根。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败，就必须对它进行病理分析。
实际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它的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缩小检索范围，则又不难发现，无论典型腐败，还是非典型腐败，都无不发生在权力关系之中。腐败这东西，战场上没有球场上有，商场上没有官场上有。战场上靠的是武力，商场上靠的是财力，它们都不靠权力。商场上如果也要搞腐败，则这种商业活动必与权力机构有关，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此为国际之通例，故西方发达国家也频频爆出此类丑闻。战场上如果也搞腐败，则必非真正的战争。所谓并非真正的战争，是指战争的一方根本无心作战，作战双方是非对抗性的（比如美国与伊拉克）。至于球场上出现腐败，则因为赛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种带有表演性和商业性的“虚拟战争”，当然很容易被收买。
显然，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秘，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有了权力赎买的性质，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并非不治之症（1）
的确，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习惯性腐败”或“常规性腐败”。它不但是腐败的隐蔽形式（典型腐败则是其公认形式），也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也就是说，只要一发生权力关系，就立即想到要进行赎买，或必须进行赎买，哪怕对方履行的只是份内职责，自己的提出的也是正当要求。这就和典型腐败不一样。典型腐败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网开一面，或者通风报信，甚至指鹿为马，总之是徇私舞弊。非典型腐败却不是。它不是要走后门，而是走前门，只不过请你按照规定把门开一下。但因为开门的权力在你那里，开不开，我说了不算，便只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实并无“非分之想”。它甚至只是一种“习惯动作”。一看见有人把门，就习惯性地把红包递过去。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惯例，成了规矩，因此也叫“规礼”、“陋规”（即所谓“潜规则”）。陋而成为规，腐败而成为习惯，可见问题之严重。所以，诸如此类的做法和规矩虽然不是典型腐败，也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却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其实，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首先是集权。二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由此产生的社会，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社会，也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政权、产权和人身权利，也包括荣誉、地位和生存条件，一切都是由权力来决定的。皇帝有权杀大臣，父亲有权卖子女，丈夫有权休妻，县官有权加税。反正谁有权谁是大爷，谁没权谁是孙子。于是，有条件的就攫取权力，没条件的就赎买权力，既无法攫取又无法赎买的就只好任人宰割和鱼肉。权力，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有权力的是官员。皇帝的权力虽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远，感受不到。最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权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还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老百姓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难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官员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地轻而易举，有时简直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官员的权力虽然只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权，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却威力无穷。而且，正因为是代理权，才格外可怕。一方面，官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你，足以使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另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对所有的代理人进行监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曲。你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赎买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而这又等于说谁当官谁发财。当官，也不可能不成为人们的向往。
何况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有可能当他一当的是官。因此，只要有可能，当官都是许多人职业选择中的首选。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圆这个梦，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把官场当作仿效的对象，把官职、官位、官衔和官员的级别当作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按照官场的规矩和做派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就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解释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事实上首先发病的正是官场。
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么，这一点于官场则为尤甚。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问题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决不会允许典型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发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因为这不但与他们标榜的道德原则（比如勤政爱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大面积大规模的典型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天怒人怨，最终动摇国本。这是稍有眼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并必须竭力阻止的。
能够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败。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败，就不会那么骇人听闻，直接危害也不那么大。第二，帝国虽然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却也希望他们精诚团结，这就不能反对他们的往来。再说，如果连请客吃饭、节令送礼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第三，朝廷心里很清楚，发给官员的那点微薄的俸禄其实不够养家糊口，不让他们多少盘剥一下百姓，收受一点礼金，就没法过日子。第四，谁都知道权力是可以赎买的，也都知道权力的赎买是当官的好处之一。不让官员们享受一点这种好处，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大讲得过去。只不过，要把握一个度，也要有个规矩，还得有个说法。
说法是现成的。炭敬、冰敬、别敬、门敬，都很动听，很有人情味。定规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员们自己会去做。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讲规矩的地方。这些规矩倒未必就是什么“潜规则”，有的也是“显规则”，比如见了长官如何行礼，如何称呼，如何应答，如何站，如何坐，谁坐上面，谁坐下面，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等。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这些规矩，否则就会遭人耻笑，甚至难以立足。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则其奈天下苍生何？
《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并非不治之症（2）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倘无游戏规则，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