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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性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更多的时候在创作，特别是写剧本和诗歌。我对语言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母亲还记得，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喜欢拿一本厚厚的书做道具，把书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假装发表一篇演说。我会大声地念念有词，有时反复地重复一些词句，好像在模仿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一样。我经常大喊的口号包括“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或者“胜利！胜利！”不过，我没有一个听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着树林在喊。
我回忆起1933年5月10日，纳粹党在这一天举行了公开焚书的活动，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巨著都化为了灰烬。我从那以后再也读不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纳粹统治的文字，这些人为 “回归土地”运动欢呼。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读到了《西线无战事》，那些在德国遭到禁印的书籍又恢复了出版。《西线无战事》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客观描述这场战争而不是讴歌吹捧的书籍。当时，和平主义者的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德国青少年阅读，这包括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阿诺德·茨威格、利昂·费奇瓦格纳和海因里希·海因等人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有的这些书都在1933年被送进了焚化炉。
我开始学着写诗歌和一些短剧，对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我长时间地阅读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床上看书，因为每晚10点以后，我的房间必须熄灯。我还记得，有时候看书看到凌晨2点，然后在6点钟起床。
德国最伟大诗人当然是约翰·沃尔夫岗·冯·歌德，他是举世公认的天才。他早期的剧作之一是根据格茨·冯·伯利琴根的论文集改编而成，是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之一。他随后还陆续推出了舞台剧《埃格蒙特》、《在陶利斯的伊菲洁妮亚》以及最伟大的剧作《浮士德》。但是，在我幼年时代，还没有哪个剧作家的作品能够像弗雷德里克·冯·席勒的剧本一样给我留下深刻而令人激动的影响。席勒是仅次于歌德的德国文学巨匠，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憎恨暴君统治。
席勒在《强盗》一剧中借用了他自己少年时代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反映出当时生活的艰辛，这一切都是由于滥用强权造成的，席勒借此剧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和不满。该剧毫不留情地控诉了一个罪恶的社会，它使得一个原本性格高尚的人以为干坏事可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一个理想主义充斥了青年人头脑的时代，读到这样的剧作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啊！它令人精神为之一震。该剧所折射出的不堪一提的过去，恰恰与希特勒改变的一切相吻合，这恰恰也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的内容。
在我拜读了《强盗》不久以后，我写了一篇《席勒颂》。1年以后，我再读完了《纺织工》后，写了一篇《哥哈特·哈普曼颂》，献给哥哈特·哈普曼这位高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纺织工》戏剧化的表现也很能振奋人心，它讲述了一次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遭到了军事镇压，反映出了下层劳动者的穷困和不幸。
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为青年团写了3首歌，第一首是《前进！前进！》，第二首是《团结在旗帜下》，第三首是《旗帜率领我们前进》，第三首歌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团歌。冯·席腊赫负责填词，由同一时代的音乐家鲍格曼（Borgmann）和布鲁曼萨特（Blumensaat）谱曲。我的校长认为我的诗写得不错，曾经瞒着我悄悄地寄了一些给他，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但是，我在巴伐利亚的青年团少年班营地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的确接到过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一封信。在拆开信封的时候，我激动得手发抖。席腊赫在信中提到了他觉得我写得不错的4首诗，并且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他还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更多的诗歌，他所担负的职责不允许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当时甚至在想，我是否应该写信告诉父亲这件事。不过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怕父亲认为我在挑衅。因为父亲一直反对我写诗，他认为诗歌一文不值，但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可惜的是，当时我写的诗都没能保留下来，不过我现在回忆起了部分诗歌。我着迷于自然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我所写的诗歌大多以河流、海浪、云的倒影以及我对自然的感受为主题。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1）
德国入侵苏联后，帝国的运势从最高点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军的力量开始盖过第三帝国的势头。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他关于“全面战争”的声明。在一个由大批纳粹党拥护者组成的群众集会上，他问道：“你们想打全面战争吗？”集会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纳粹党员和挂了彩的伤兵，“当然想！”这些人齐声回答道。那次演说时，我大约15岁了。在我看来，所有德国人都已准备好为元首牺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战争宣言发出不到1年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以至于鲍曼、希姆莱和戈培尔不得不联合呼吁“人民的献祭”。
1943年，从希特勒青年团抽调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新的军团。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继任人亚瑟·阿克斯曼最先产生了组建这个军团的想法。青年团少年班的一些小头目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几岁，也在鼓动下加入了这个精英军团。这个被称为希特勒装甲训练师的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
这个军团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前共有15人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或者铁十字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该军团表现出了英勇，但是他们依然没能够抵挡住盟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盟军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空军力量上。诺曼底战役后，一批更为年轻的少年班志愿者也被征召加入了这个军团，这些志愿者大多出生于1927年。该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夺回布达佩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盟军赶回了奥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希特勒青年团的精锐部队，但是我年纪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愿者加入该军团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山区别动队。我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而且擅长滑雪，这些成为了我加入山区别动队的资格证明。加入别动队还需要接受体格检查，我全身赤裸地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听我的肺音，然后就在检查报告上签上了“体检合格”的字样，我于是被录取了。我向母亲要来了父亲的地址，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要告诉父亲的是，我注定要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元首而战斗。
我们的准军事化训练计划从1945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我在青年团少年班的资历让我成为了一所郊外训练营的辅导顾问，当时为了躲避空袭轰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转移到这类郊外训练营藏身。KLV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负责组织这些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我辅导的那个营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长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见到老校友鲁迪，自从我加入青年团少年班以来，我一直在猜想鲁迪的生活状态。
我再次来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鲁迪已经有9年时间。我很快就要成为战士了。鲁迪现在过得好吗？我凭记忆找到了他从前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房子的前门挂着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应门，周围看起来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我于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门。
“鲁迪？”开门的女子轻蔑地瞅着我，“你说的是那个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
我接着问她是否知道那个机构的地址。她摇了摇头。我又再问她是否知道鲁迪父母的下落，“鲁迪的父亲在打苏联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母亲呢？”
“她难道不是红十字的护士吗？”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鲁迪？”
“我也不知道……没准他和他的宠物都进了天堂了。”
我彻底灰心了。
我骑着车来到了从前我们家住过的旧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我接近那屋子的时候，听到一条狗咆哮的叫声。当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看门的狗总是激动地叫着，友好地欢迎来客。我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还记得以前老师对鲁迪的评语，“可怜的家伙！”老师解释说，是上帝让鲁迪成为驼背人，“如果换成你们是他那幅样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鲁迪的下落，或许他真的和他的宠物们一起上了天堂。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的父亲成为了战地记者，从前线为电台发新闻报道。在我父亲当战地记者的2年中，我就听过一次他的报道，是关于意大利前线的新闻。新闻的标题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讲述了在意大利战役中牺牲的一个英雄的事迹。我父亲在新闻中介绍说，那次袭击的目标是父亲他们位于农舍中的军营总部，父亲和一名中尉正通过军事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枚炮弹击中了中尉，中尉当场毙命。军营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坚守农舍，直到他们将牺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后的空地。我父亲用农舍的棚架木头搭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坟头，十字架上还顶着中尉的头盔。这个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父亲而自豪。
1944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庆祝，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我兴冲冲地从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们家过节的时候总是很喜庆，即使在战争的第5个年头，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居然想方设法地让节日变成了难忘的活动。我过完节就要随军开往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的准军事训练营开始训练。我感到，这个节日具有特别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