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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戈培尔有一个很强的幻觉，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与希特勒已成为一体，希特勒垮台后，戈培尔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他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为自己寻找借口并且告别世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曾是那么地平步青云，即使他的诽谤者也不得不羡慕他。
就在特劳德尔·琼格把希特勒的遗嘱打成定稿时，愁眉苦脸的戈培尔来到了她的办公室，问她能否在元首遗嘱的结尾加上他自己的结句。“假如元首去世，”他告诉她，“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明确地违抗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道：“在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元首被暂时的背叛之风所包围，至少必须有一些人无条件地忠实于他，即使是一直到死。”
4月29日这个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在地堡中，我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我也不能回忆起我在接待室等候的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有让我到那儿的重要差事。整个夜晚直到午夜时分，在无线电通讯站和希特勒的地下情景室之间的活动非常频繁，这可能是由于鲍曼向全国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发送消息而引起的。
当我从与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相邻的无线电台取情报的时候，一位发报员告诉我在东边我们与布雷斯劳堡垒仍然有联系，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在西边我们与海峡群岛仍能够联系上，这听上去非常可靠。我随后进入元首的地堡并把这一情报交给值班的军官，从他的反应来看这一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被告知在此等候并且会很快地收到答复。他去了并且好像去了好长时间。由于身体的极度疲惫，我在长椅上打了个盹儿。打盹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几个军官和勤务员也在临时餐厅里和走廊里睡着了。奇怪的是，鲍曼不在其中。谣传有人看见他消失在夜幕中，胳膊下还夹着一瓶法国白兰地酒。
那是思想混乱充满威胁的漫长一夜，我累得要死可又得不到充分休息的睡眠。我的大脑里始终充斥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导致的预感、想像和反思。在早些时候我穿过威廉姆斯大街时，站在门口的一个人看着像冰雹一样落下的炮弹时说：“孩子，这真是疯了！”
在战争中，疯狂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中的战斗，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的巷战。由于不得不在猛烈的炮火中穿梭而且看到我的伙伴死亡和受伤的这么多，我也一定是被吓住了。现在，对我来说，很难估计我所处的形势。
早上很早的时候，一个军官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感到局促不安。从我嘴角里出来的口水已流到脸颊上。“再多等一会儿。”他说道。我擦了一下嘴，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再打盹儿。
这时，希特勒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了。
现在，所有醒着的人都看着他。他从他的私人房间里来到接待室，低着头朝我走过来。我惊恐万分而忘记了行礼，最后他朝上一看，眼睛停住了，好像陷入了沉思。他几乎踩到了一个在地板上睡觉的军官。他好像就要把我看穿一样。
这时，一次震动晃动了地堡。希特勒举起了他的右手，明显地挥了一下，然后伸出去直到摸到了墙为止。是地堡的天花板的正上方受到了袭击？泥土，灰尘和石灰纷纷落下充满了整个房间，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他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查理·卓别林，而不是我们曾经的元首，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对自己咕哝着说些什么，像“又一次袭击！”随后，他转过身再一次消失进了自己的房间。
希特勒的情况比我在10天前他的生日宴会上见到的还要糟糕。这或许是因为地堡中的灯光造成的，但是他像黄疸一样黃的肤色还是让我震惊。他的脸色发黃，他明亮的眼白部分也已经变黃了，他的制服也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第三部分：地堡中的杀戮众神的黃昏（1）
这些强权统治者的末日（众神的黃昏）就要到了。我回到了纳粹党总部，这时恰逢阿克斯曼从另一个方向朝希特勒的地堡走去。在他离开后，我倒下就睡着了，没有脱衣服也没顾得上洗漱。在阿克斯曼回到房间以前，我可能差不多睡了2～3个小时。他脸上带有惊骇的表情。
他说：“元首和爱娃·勃劳恩已经结婚了！”
我不相信，但是我的反应天真地就像是这不可能发生一样，“那么在我们突围时就要带上她了！”
阿克斯曼告诉我，如果温克和伯西不能来解柏林之围的话，那么我们“希特勒青年团”将会把希特勒围在我们中间突围，为他做人肉盾牌。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仍然在为“病人”的生存继续战斗，直到能够拯救我们大家的“奇迹疗法”出现。我仍然想信希特勒青年团将会保卫元首突破苏军铁桶般的包围，然而希特勒已写下遗嘱的消息传开了，我年轻的心灵又一次没能认清这个消息暗含的意思，我确信他不会选择这种懦夫的途径来寻求解脱。希特勒常把自杀说成是懦弱的行为，最著名的一次是当莱比锡市的市长用枪打死家人和自己后，希特勒形容这是一次“懦弱地逃避责任”。我认定元首写下遗嘱是因为他担心即使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保卫下也可能在突围时被杀，应该有一个继任者，而且现在更加确定的是戈林和希姆莱已成为了叛国者。
阿克斯曼从未在我面前提起希特勒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坚持。温克将军和施坦因纳将军仍然希望能够撕开包围圈把元首和我们救出柏林，假如他们失败，希特勒青年团孩子们的尸体将会为希特勒提供一个屏障，以保证他穿过苏军的阵地与我们的队伍会师，他们想把领袖带到阿尔卑斯山的堡垒。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中的其他人从未提及希特勒可能自杀的事。
这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党区领袖（地区领导）卡尔·汉克给戈培尔家人的一封电报，它很可能是汉克对戈培尔获得新任命的回应。戈培尔家在地堡的上层和下层都有房间。把这封电报送往何处需要由我决定，我决定还是把它送到上面的房间。正在这时，戈培尔从下层的地堡走了出来，他的妻子向我走来，两个女儿陪伴在她身边。我向他们行了礼然后把信给了戈培尔。
汉克的电报是从布雷斯劳发来的。我的父亲也认识汉克，作为堡垒的指挥官，这些天他经常在新闻中出现。我紧挨着玛格达·戈培尔站着，我开始觉得戈培尔的身材是那么矮。他撕开信封，把电报拿了出来说道：“噢，是汉克来的。”
戈培尔夫人凑到他的肩膀上看了一下，说：“可怜的卡尔，除夕时我们还在一起。”
在那天晚上戈培尔一家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他们在新的帝国党总部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一次不正式的聚会，他们的6个孩子都围坐在橡木桌旁，大约有40位工作人员在场。一位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唱起了古老的德国摇篮曲，每个人都满眼含泪地跟着唱了起来，这个温馨的场景被新帝国党总部的喧嚣声包围着。一楼是许多身穿污浊不堪的灰绿色军装的正规军士兵或党卫军，他们在来回奔跑并大声喊叫听起来已是越来越没用的命令。地下的防空洞已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声。可怕的堕落行为现在随处可见——夫妻当着正在喂孩子的妈妈们做爱，而此时祖父们都死死地抱着他们仅能找到的食物不放。野战医院也挤满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受伤的士兵，申克医生跑来跑去，新的伤员这时又被急匆匆地抬了进来。
那天阿克斯曼命令汉尼斯和我把一个情报带给党卫军的副领袖奥古斯特·黑斯弥叶（August Heissmeyer）； 他正掌握着史潘道区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史潘道和波茨坦两地纳粹学校中的精英组成的，他们的狂热、勇气和自愿为他们的领袖牺牲自己的意愿与我们以前的卡尔·库茨克敢死队几乎不相上下。
敢死队曾设法把在布雷斯劳东南方的万森和威格威兹的苏联军队击退，现在阿克斯曼想让黑斯弥叶在史潘道区做同样的事情，有消息说这座城市已经被苏军完全包围了。阿克斯曼亲历了一次主要的战斗，黑斯弥叶也一样，在我们离开去找到他不久以前，他刚刚给团员们做完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讲，“绝不投降！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然而阿克斯曼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这个无畏的战士随后就跳上了加图机场最后的几个航班中的一个，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苏军的包围中跑掉了。他告诉他的司机：“假如我们失败了，所有的这些团员无论如何都要被枪杀。”这真是对我们的纳粹领导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
希特勒和阿克斯曼都对希特勒青年团的战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柏林的形势与布雷斯劳的形势大不相同，那个西里西亚首府已被卡尔·汉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堡垒，任何人不得出入，城市的每一个入口都设有路障。帝国的首都就不一样了，它是一座开阔的城市，被烟火埋没，挤满了难民和需要睡眠、食物和弹药的士兵。
当身体处于疲惫和饥饿的状态下，意识最终会达到一种相似的状态。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相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意识总会战胜物质。我感到我正被放到这种实验中，我精疲力竭，尽管我们仍有足够的食物和一张可以稍微睡上几个小时的行军床。
在我们完成了无用的任务回来后，汉尼斯和我极需要汽油。阿克斯曼命令我们到面对着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地下油库中去取一些。到达后，我们发现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艾利赫·凯姆普卡掌管着油库。凯姆普卡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人之一，他和鲍曼一样对我们极不尊重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粗暴地说：“我们没有汽油！战争时期！”我们的恳求也无济于事，我们被告知在蒂尔加腾区可能还有一点。汉尼斯说他去那儿找，他再也没有回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到了那儿，或他是否找到了汽油以及他从那儿又到了哪里。他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喝过最后一口schluck （从他的水瓶子里喝）振奋了一下精神而随后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呢？
我将永远也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也见不到汉尼斯了，尽管我不久后就知道了凯姆普卡手里有汽油，但不是给我们用的。
4月29日那天有关墨索里尼下场的消息一定是传到了柏林。这位领袖和他的情妇克莱拉·彼达其被游击队员在意大利北部给抓住了，被处决后他们的尸体被倒吊于米兰的一个集市上受到了许多人的羞辱。这个消息是否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不得而知，这个消息是否对希特勒有什么影响也是不得而知。墨索里尼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并且非常了解他要遭到的报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地堡，在他们离开的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考虑他离世的确切时间。一些人接到了撤离的命令，其他一些人想出了看似合理的办法为自己的离开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借口。在希特勒的遗嘱被打成定稿后，他命令4个军官把遗嘱的副本带给在佩兰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