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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没有拍电影，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40岁以后，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波及面之广，受害的程度之大，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方式也非常
的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也不做调查分析，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比如说，它只给我保留了“加减乘除”的运算能力，之后的分数、代数统统被洗掉了。再比如说，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这一点，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凡欲删除，必先问你是否YES。
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走着走着，路就断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沿原路返回，重新上路；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记忆不断地塌方，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
由此我得出结论，人脑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还罩了很多遍油漆。日久天长，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
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与朋友重逢，有时笑有时哭，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机会，赐予我智慧。更为可贵的是，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我知道，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服行走在人世间。我更知道，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写完了才蓦然发现，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
文/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的〃〃地〃〃得〃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