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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这轮争论的是《九条意见》的实施和大型公司在上海和境外市场挂牌上市的可能性。例如，中国的评论家们花了很多力气来讨论中国A股市场在处于目前低位的情况下，估值却依然高于海外市场的原因，从而引发了对海外市场及其估值水平的分析。还有人谈到了定价权的问题。种种言论均指向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低股价，宣称这是因为国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评价甚低，而在中国这种模式却获得了本地投资者的认可，因而取得了较高的公司估值。还有观点认为，由于国外市场上的“定价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中国企业得到的估值水平较低；而国内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中国投资者手中，因此股票的估值水平较高。这种视角同样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但关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弱点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者、研究分析师还是评论家，他们都缺乏对公司创造市场这一理念的关注。问题的关键是公司是股市的根基所在。股市的存在是为了评估公司的价值，而非股票。但在中国，情形却是背道而驰：市场存在是为了评估股票的价值，因此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围绕市场估值和定价权而展开。
这一根本缺陷可追溯至中国进行股票和控股公司试验阶段之初。在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国取得了迅速发展。当时很多人根本弄不明白，公司提供给投资者的所谓“股票”的这种小纸片究竟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的是，股份有限公司所预设的运营目标完全不同于国有企业：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产品的产出数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公司运营进行根本性重组，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操作惯例。
1992年，《股份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奠定了今日中国公司的法律基础。直至1993年中期，财政部才要求国有企业采用以国际会计标准（IAS）为基础的通用会计准则。而在此之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股本账目，会计操作实务只是为了满足国家计划的需求，因为国家是惟一的投资者。那么出售给非国家投资者的又是什么呢？只要了解了老式会计惯例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说明的方法，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长久以来公司总是得不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1993年之前，中国会计操作惯例同前苏联的会计核算体系一样，以规则为导向，而非以会计准则为导向，所采用的概念是“资金”、“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以规则为导向”意味着制定一整套高度具体化的会计处理准则来满足所有的情况。不同于从会计准则出发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师们所需判断的只不过是某一会计项目应该放到哪一个具体条框中。在资金账务处理中，“资金用途”意味着使用具体资金获得具体资产，而资金来源是获得此类资金的专门渠道。资金分为三类：固定、流动和专项资金。这三种资金类别实际上是分离且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它们代表的是一个企业业务的不同方面。公司没有一个西方会计和现代公司所理解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固定资金”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是属于国家预算并投资于固定资产的资金；“流动资金”可以理解为营运资本，是一种由银行提供的现金；而“专项资金”指的是用于诸如重大革新的折旧款项。企业被要求严格遵守专款专用的原则，因此企业不得将某一具体用途资金挪为他用。这种会计做法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及市场参与者对股市的理解产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
当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在老式会计系统中以固定资金出现的国有资产成为国有股，国有企业投入的资产成为法人股，而最终由自然人投资者投资在公开发行中的现金成为A股。现金永远是现金，因此A股可以进行交易，但是对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代表的公司资产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政府对此类交易设置了种种限制，以确保国家不会失去对其所投资资产的控制权。《公司法》第四条明确指出：“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充分说明国家不明白股票究竟代表什么，或者股份公司究竟是什么。
这种方法从一开始起就产生了只关心自己投资利益的不同投资者类别。被人为分割的中国证券市场自此开始形成，而公司自身却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然而这也是非流通股必须成为流通股的另一个原因。只有到那时，股市才能确立正确的重心，为其国际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不妨看看印度股市的情况。
近年来，鉴于其软件行业的成功且西方跨国公司在各个服务领域采用外包策略，印度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该国GDP增长迅速，由于政府放松监管，已开始吸引一定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总体而言，印度还无法与中国接近两位数的持续经济增长媲美，更不要说后者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了。
但印度在某一方面仍然远远超过中国。印度证券交易所的50大企业指数随着经济增长一路高涨，最近甚至企及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繁荣和股市衰微却背道而驰，后者最近已接近6年低位。2002年初市场崩盘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就相关问题及解决方式做进一步讨论。但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即市场已经崩盘，几乎整个证券行业都已萎陷，这与国家宏观经济的持续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本该是神话般的成功典范却陷入尴尬境地。更糟糕的是，中国运转失灵的资本市场无疑已成为中国绩优企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巨大障碍。
为什么会成为障碍？毕竟中国企业还可以获得银行贷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能通过海外股市融资。让我们以印度为例来解疑答惑。2005年，印度一家名为Jet Airways的航空公司在印度股市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国内外投资者对该公司均抱有浓厚兴趣，预期3。5亿～4亿美元的上市股票将产生极高的超额认购倍数。公司承销商包括德意志银行、花旗、汇丰、瑞银、美林等多家大金融机构。公司账目由德勤进行审计。
这家公司的吸引力何在？Jet Airways 是印度航空业最大的成功企业，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航空公司之一。该公司始建于1993年，最初只有4架波音737，而它只用10年的时间就成长为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市场份额占到42。3％。Jet Airways 实际上超越其国有航空竞争对手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过去5年的公司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位数，2004年收入达到8亿美元，税前利润4 200万美元。Jet Airways的业务策略和高效管理使其得以从数年前印度航空业解除管制中获益匪浅。该公司目前已着手进行国际拓展，并且看来已为保持海外竞争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变化中的中国市场如何理解中国股市？（2）
这个案例中蕴含着什么道理？简而言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中，也存在着资本市场的运行，并能以巨大的潜力推动公司的成长。以Jet Airways为例，一群人加上出色的业务策略便取得了足够的融资，于1993年组建了该公司。由于战略切实有效，他们渐渐能够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以实现业务增长。随着业务的巨大成功，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变得负债累累。于是，公司决定出售股份，在股票市场上市，并用IPO所筹资金的一部分偿还银行债务。该公司极佳的业绩吸引了全球的投资银行竞相担任股票承销商，而稳健的管理和美好的未来前景也激发起投资者的巨大兴趣。这样的公司为数众多，促进了运行良好的股市进一步发展，由此吸引了全球顶级投资银行的参与，而这反过来也推动了市场更加强盛。这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在绩优公司推动下的运转：市场使公司更具竞争力。
相形之下，中国股票市场的状况再清楚不过了。首先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中国正在寻求自身市场的发展，因此无须参照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的模式。毕竟这些规模大、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存在于富裕、发达的经济体中。印度市场所赖以成长的经济体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相差无几，因而更具可比性，从中可以吸取很多经验。
其一是，中国的国内市场不允许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新兴、高增长型公司挂牌上市。然而，这些公司被准许，甚至鼓励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不是有些让人费解？其二是，近年来印度股票市场准许并鼓励境外投资银行的参与。而中国的法规严格限制此类银行的介入。随着中国对合资企业的逐渐适应，是否有理由相信，未来合资证券公司的成功只是个早晚的问题？如果政府限制此类银行进入市场以保护国内证券公司，其实已为时已晚：除了5家左右的证券公司，其余的将不再具备任何竞争力，即使得到挽救苦苦支撑也是枉然。最好从头进行反思，股票市场的发展真正需要什么？从印度的成功中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有一点毋庸置疑：股票市场已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市场。
变化中的中国市场重估中国市场（1）
中国市场正在呈现出比任何国家单一市场更为复杂的特征，经历了投资布局并初尝盈利的跨国巨头们需要在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中重新接受考验。
《中国：外企的福地还是墓地？》——请注意，这并不是一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媒体上常见的报道，恰恰相反，它出自2005年2月18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严肃财经报纸。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对于跨国公司的重要意义。它是全球经济增长最迅猛的地区，它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它现在是新的“世界工厂”，看看眼下这些甚嚣尘上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就该知道它的竞争力对于美国、日本、欧盟有多大的杀伤力。毫无疑问，它也是绝大多数财富500强企业眼中的必争之地。
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个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环境的复杂程度、变化的迅速程度。相比于艰苦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今天在华跨国公司的境遇已经大为好转，许多公司的利润在飞速增长。但相对于他们对于中国的期望和巨大的投资，现有的回报显然还不能让他们足够满意。
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状况高度集中。来自美国商会的数据，2003年，约12家美国公司占了至少一半的在华利润，他们认为，其中三大汽车制造商占了1/4。通用中国公司一家在2003年就赚了4。37亿美元。
这样的横财往往是短期的。移动手机制造商在21世纪前10年之初获得了巨额利润，不料此后就因本土公司的竞争而利润剧减。汽车制造领域似乎也正发生类似的情况，产能大幅增加和需求低迷导致价格大跌。“偶尔会有若干缝隙，从中流出巨大的利润，但整个经济体并未制造出大量利润。”《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总编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说。
幸福的家庭总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