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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局太富于压迫感了，整个世界挤了进来，距离不断缩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普曼二十五岁，他终于当了一个情报官员。战争属于他们这一代人，他无法忽视这样一个启示：美国的孤立状态从此结束了，不论华盛顿政治上的孤立，还是学术界理念上的孤立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这位天才的年轻人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发现了一次大战的逼近，取消了渴望已久的阿尔卑斯山漫游，离开了纯哲学的天地，步入了伸手可及的现实世界。他先担任社论撰写人，最后做了专栏作家。这个选择包含着精明的考虑。他并不是仅仅为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局势所动，他还受到自己时局评论的读者群的吸引。如果他仍然在哈佛，他可能成为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书可能在知识界中被一小群智者阅读，受到称赞。但是，作为专栏作家他将影响远为广大的读者群。这个讲坛大大地扩大了他的声音。人们倾听着他的声音，是因为现在他们急需帮助和指导。他不再是一个与时事山水相隔的哲学家，在这个令人颤抖的年代里，他是重大事件的记述者，他的文章论题的直接性，为他赢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他写作的桌子对面有一幅瑟伯（Thurber）的《纽约客》原版漫画，一个女人对丈夫说：“今天早上，李普曼吓了我一跳。”
作为日报的专栏作家，他渐渐变得鹤立鸡群。没人有李普曼那样广宽的领域，丰富的知识，他的涉猎范围和思想才智为人所不及，最重要的是谁也没有他那样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他的下一代门徒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敬畏和钦佩。这类人也是从传统的渠道踏入新闻界的，也免不了写了些关于警察报道，也少不了撵过救火机的屁股，他们只是干得稍微好一点而已，所以在这个行业中得到升迁，最后进入了华盛顿。进入华盛顿，当他们撰写有关外交政策报道时，他们简直不敢加入一点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观点可言；也不敢加上自己的评价，因为他们不具备专业性的意见。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美国，或者英国某官员的新闻简介，或饭桌上的只言片语。新闻记者越接近重大问题，越感到自己的脆弱，完全不堪一击。李普曼则迥然不同。不管怎样，这位年轻人在二十几岁时就协助起草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Fourteen Points）。他用不着引用国务院某人的语录为自己立论。
第二部（三）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三）
美国进入世界的一条通道
对他的生涯来说，美国好像只是进入世界的一条小小的通道。他在哈佛读一年级时，在一家学生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的威廉•；詹姆斯，荣誉哲学教授，步行穿过校园，到一年级宿舍，为的是要见一见这位奇才。他的同班同学约翰•；里德（John Reed），后来俄国革命史的撰写人，将李普曼当做未来的美国总统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则预言李普曼会成为国务卿，如果做不了国务卿，至少也能成为纽约州长。西奥多•；罗斯福把他称做这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战争结束后，他回来任《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的编辑，后来又任纽约《世界报》（World）的社论栏编辑。普利策领导下的《世界报》是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报纸，由一批明星支撑，社论版更是如此，这里是一条天才聚会的银河系：李普曼、阿瑟•；克罗克、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和小说家詹姆斯•；M。凯恩（James M。Cain）。但是，在财务方面报纸一直不振，《世界报》管理严重不善。1931年该报关闭，那时李普曼已经成了一名专栏作家。《先驱论坛报》的奥格登夫人（Mrs。Ogden Reid）发出聘书。该报的社论栏忠实地倾向于共和党。它算不上反动报纸，实际上只是共和党东部集团的代言人。《先驱论坛报》无意于倒转时钟，也绝不匆匆推动它前行。李普曼在青年时曾一度和社会主义眉来眼去，现在竟然接受了这个聘请。
他的不少自由派仰慕者对此大为吃惊，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症候，表现了李普曼和自由派之间的距离。自由派始终希望李普曼比真实的他更加自由。当时，自由派是世界主义者，他也是。他们慈善，具有善良的意愿，他也如此；他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倾向于社会的改造，他却不尽然。因为他不是空想家。他崇尚理性，讲究礼仪，热爱秩序，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冷静而智慧的思想之上。他希望美国在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他害怕愤怒、激情和暴力，这些对他始终是一种威胁。不管怎样，他是一家十分富有的德国犹太豪门的独苗，他多少受到娇宠，是一个颇为讲究的年轻人。他喜欢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背景分外敏感。〔李普曼七十岁时，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崇拜者为他出版一本论文集，约请李普曼幼时的朋友，当时全国知名的精神病专家卡尔•；班热（Carl Binger）写一篇关于他孩提时的文章。班热欣然从命。但是他强调他知道的事情中有一件不能提，此事关系着他和李普曼之间的友谊。他不能说沃尔特是犹太人，否则沃尔特是不会原谅他的，再也不会和他说话了。他绕过了下面这个事实：李普曼曾经在萨克斯博士（Dr。Sachs）的男子学校就读过，当时该校是普通犹太人送男孩子读书的地方。〕
李普曼的专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论坛报》注入了活力，使该报一跃而起，和《时报》并肩媲美。如果说《时报》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那么李普曼在《论坛报》使世界变得更易于理解。他在纽约写了八年专栏文章，于1939年到了华盛顿。这个行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华盛顿的岁月标志着美国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他看来，华盛顿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首府，它正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首府。李普曼将呆在那里，作为一个举止文雅的华盛顿人呆在那里，呆上整整二十八年。
他从未在编辑室内工作过，但他是一名记者。他称自己的专栏为“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他确信他提供给读者的最要紧的东西是某种思想，某种洞察事物内在关系的能力，这是当今读者在局势的变化面前不至于目瞪口呆所必需的东西。他不着笔于政府的琐碎杂事，不着笔于华盛顿天天都有的令人眩晕的谣传，也不着笔于当时显赫于新闻同仁笔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小派别之间的争斗。他的视线从来就盯着更广阔的天地。他对小事不感兴趣。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他的专栏中报道重大的内幕消息。看来他更像一个世界的人，他比任何记者都更像一位真实的国际主义者（这可能得力于他的旅游，也可能得力于他的整个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跨国间的障碍，他高居于影响着大多数记者的褊狭无知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是历史的产儿。他先于国务院意识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他的预料绝非出于偶然。他在越战之初就和国务院意见相左，他是从越南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从共产主义的板块来认识越南战争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年轻一点的记者，诸如赖斯顿、马奎斯•；蔡尔兹、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埃里克•；塞瓦赖德、默罗等人尊敬他，从他那里吸取养料，好像陷入了他的思想框架。同时，李普曼在日常写作中糅进的丰富的思想，博大的历史感，震动着、推动着这批记者。他的世界观仿佛超越了时限，光泽永存，好像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设计来报道20世纪的怒火。其他人都感到自己在时局的压迫下喘息，唯独李普曼始终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在现在的局势下记者们都脆弱不堪，而他却达到了强力的顶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勉强肩负起巨大的新的全球责任，李普曼已经五旬又半，按照新闻界的标准已经到了光荣退休的年龄，李普曼的一生都在为眼前这个时刻的到来进行准备。而那些杰出的年轻记者由于技巧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码在自己的意识中越过了自己正常的能力范围。当他们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李普曼早已达到了彼岸，不仅遥遥领先于他们，还常常走在国务院的前面。
李普曼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令人羡慕。其他记者成了时局的囚徒，当美国和苏联揭开面纱，露出新的变化迹象时，他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去进行计划已久的休假。李普曼却从未陷入手忙脚乱之中。他在一年之始就确定了自己全年的安排；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什么时候去纽约，他每年都要上那儿看两个星期的戏，什么时候和海伦（Helen）一起举办每年两次的宴会，什么时候去缅因消夏，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一度的欧洲之行。在他生命的后期，每逢大选之年，他就稍稍改变消夏安排，从缅因提前赶回华盛顿。他的赶回竟然不是为了报道全国代表大会，他无意于做历史如此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前回来仅仅因为华盛顿房子的电视效果比缅因的度假房子好得多。他生活的其他时间完全像一架不断重复而有节奏的机器。早晨定时起床，九点以前阅读所需报纸，然后从容不迫地写专栏文章。十二点半一辆黄色轿车从《邮报》驶来，带走稿件。然后他离开家到市政俱乐部进工作午餐。他的门徒赖斯顿曾戏谑地写了李普曼生活中唯一实在的艰难：这位哲人和纠缠不走的嘲鸟（mocking birds）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工作，而他呢，既不愿意听他们的唠叨又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最后他堵住烟囱，让烟堵住他们的嗓子，才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难题。
比他年龄小的同事清楚，他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只是采访方式与众不同。《纽约时报》是唯一一家拥有大批驻外记者的报纸，他利用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