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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兰德里才准确地体会到了美国新闻秩序的变化，广播记者的巨大影响及其使新闻带上个人色彩的能力。
默罗在自己采访报道的同时，还打算招聘一支外国通讯员队伍。第一个人就是威廉•；L。夏勒（William L。Shirer）。他自希特勒上台起就专事采访德国新闻。伶俐机敏，消息灵通，正是默罗求之不得的人才。夏勒在日记本上记录了1937年8月20日与默罗会面的情形：“我有了一份工作，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事。这份工作要求我的声音娓娓动听。有谁听说过，一个成年人，本无当歌唱家或其他要依靠良好的嗓音才行的艺术工作的奢望，却要靠嗓子去完成一件有趣的事呢？我的声音太可怕了。”夏勒对自己声音的估计绝对正确，他不是天生的播音员。当他开始工作时，公司对其报道颇有怨言。于是默罗电告克劳伯，到底要一副歌喉，还是一个优秀记者。默罗胜利了，夏勒成为第一个因其内容而非形式获用的记者，这一决定使公司后来大受其惠。夏勒的声音虽然常不对劲，全不甜美流畅，但这个声音传达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公司有人用不那么恭敬的口吻称默罗手下的这批干将们为：哲学家…国王…知识分子…记者。他们的播音技巧实在比他们的知识逊色。接着霍德华•；史密斯很快被录用。接踵而至的是文字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这个人更是拿起话筒便手足无措。
夏勒不愧为“第一个”。他和默罗专门报道奥地利在1938年与德国合并这件早在意料之中的事。1938年3月，默罗去华沙安排一个教育节目，夏勒则驻维也纳。他用预先编好的暗语向默罗打电话：“客队已经跨入门线。”默罗惊讶地问：“您没有搞错？”“绝无差错！”道德国军队已跨过奥地利边界。默罗独自乘飞机抵达维也纳，以便及时报道这条新闻。他在维也纳呆了五天后飞抵伦敦，播出了一条更为完整的消息：“此次行动据称为不流血征服，在某种意义上讲却也如斯。不过我倒能够忘记那些在银行门口挤兑和在旅行社抢购车票的长长行列中的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人们正在拼命逃跑。我愿意忘掉奥地利军官们疲惫不堪的脸，也愿意忘掉大头皮鞋铁钉的重踏，轻型坦克在清早的林格斯垂（Ringstrasse）的轰鸣；忘掉那些被迫举起右手，首次高呼‘嗨！希特勒！’的人们的困惑、可怜和提心吊胆的表情。我同样愿意忘掉犹太人的商店遭袭时玻璃的碎裂声，忘掉那些被迫匍匐在地刷洗人行道的人们所遭到的斥责和嘲笑……”以后，他们逐步把其他记者组织起来，办起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概要”（World News Roundup）节目。希特勒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罪行，一夜接一夜地自电台传到美国。在纽约，负责安排节目的H。V。卡滕伯恩总是大声嚷嚷：“电告埃德•；默罗，电告埃德•；默罗……”
第一部 当代广播之父：比尔•；佩利比美国报纸和印刷媒体更重要
比美国报纸和印刷媒体更重要
这就是新时代开始的情形。希特勒随之进军波兰，横扫法国。默罗在伦敦名闻遐迩，用声音把美国和英国联系起来。从美国介入战争前两年，直至最终卷入，在英国的生存荡在半空中时，他的声音还是普通人的声音。假如这一代大多数的政客和名流（希特勒与罗斯福不在其列）仍瞧不起电台，依然认为报纸最重要，那么英国各阶层人民只知道默罗的力量和影响。他们的脖子放在案板上，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比任何人更快地认识到力量的改变，默罗比英国大使和所有的报纸记者更鼓舞人心。他们的形势岌岌可危，默罗无疑比任何一个人更有力量帮助他们。默罗是英国人民的驻美大使，不仅对政府，更是对美国人民。
他是一个绝妙的演员。那是一个黑暗和令人忧虑的时代。他对人类和个人前途的看法也是阴暗的。他在结婚前，就向妻子珍妮特（Janet Murrow）表示过他的意气消沉，他的绝望和忧郁，他的不景气时期。珍妮特•；默罗评论他“是一个受难者”。他总有一些伤心事。他向同事迪克•；霍特利特（Dick Hottlet）述说过辛酸的往事，“我从未玩过。”他像一个清教徒，从未奢望过自己的成功，对幸福和快乐总觉不自在。他声誉大振仍十分内向，常常摆出一副正经的模样，拒人千里之外。他可以向自己的亲密朋友表达思想，但决不，假如可能的话，诉说心声。他出身于一个半加尔文教派家庭，他的朋友塞瓦赖德说，“那种家庭只有清规戒律，缺乏爱悯。”哪怕他的事业登峰造极，他仍然落落寡合，心事重重。他有一个贫困艰难的过去，而今凭借着令人瞩目的成功跨入了富贵世界。这种鲜明对比像病似的留驻心头。他说话的调门和衣着服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穿的衣服十分昂贵，衬衫纽扣都是时新的一类。其他记者，倘若穿上默罗的那身衣服，绝对会被人视为纨绔子弟，但他绝不是这种人。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讲过这么一件事。默罗曾差一点没有用他，因为他们首次见面时，默罗看见他穿一双俗艳的轻软鞋，外配一套浮华时髦的外装。默罗对此很疑惑，这样打扮的人是否适合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否该拿罗兹（Rhodes）奖学金。默罗哪怕同朋友们进行最随便的交谈，每一句话也仿佛在准备广播。他是一位神枪手，随时愿意同英国人一道在大草原狩猎。跟大多数贫穷的乡间小伙子一样，他不游泳，谁也无法使他穿上游泳裤。他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有一次，默罗和塞瓦赖德一道在拉瓜迪亚（La Guardia）上飞机。塞瓦赖德随便地吧嗒着嘴吃一袋玉米花。默罗见状，认为实在有损面子，竟然不顾被人认出的危险，气冲冲地有意朝前走几步，拉开了与这位好吃之客的距离。
英国人喜欢默罗，都爱听他广播。默罗的许多广播都是向英国军人重播的。这是一种支持，意在说明美国人民听到的也是相同内容。于是，他被英国的一些最上流的社团吸收了。过去，如果说这儿只为他打开了一道门的话，也是很不情愿的。现在，所有的门都朝他敞开。当然，他的工作本来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打开人家的大门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魅力，他的英俊，他坚持美国气派绝不英国化，从而深得人心。他为了体现美国的存在，千方百计地避免学习英国腔、使用英国字、效法英国习惯。他是美国英雄和美国之音，尽管人们看不见他的面庞。1941年12月，他回到美国露面。人们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晚宴。那是群星灿烂的盛典，备极殊荣。他的一边坐着比尔•；佩利，另一边坐着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这个罗斯福政府的御用诗人。麦克利什称默罗为诗人而非记者。他打碎了几乎所有迷信的一孔之见——无数诗人和艺术家为打倒这个迷信拼命奋斗了几个世纪：时代和距离的迷信。这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五天后，他被召到白宫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共进晚餐。罗斯福要亲自倾听默罗对英国的立场和潜力的真实判断。晚宴因故推迟，终在12月7日举行。
第二部纽约时报人：詹姆斯•；赖斯顿（一）
赖斯顿和格雷厄姆两家是好朋友。苏格兰佬赖斯顿（Reston）对菲尔•；格雷厄姆颇有好感，他们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赖斯顿球艺高超，像是受过职业训练。如果说菲尔球艺一般的话，他仍不失为一位鲁莽热心的高尔夫球手。小球滚动带来无穷乐趣，即使情绪不佳，他也会绘声绘色地叙述他打算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好球。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在那儿采访记录下这场最精彩的比赛实在是一件憾事。赖斯顿当然是喜欢菲尔•；格雷厄姆的球艺的，就像他喜欢菲尔•；格雷厄姆的兴趣广泛和多才多艺一样。菲尔一走进房间总能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使人人都更加生气勃勃，并用赖斯顿决不敢采用的方式打破社交的礼节使人解颐发笑，在人们失去常态的时候去洞悉人们的弱点。
拥有整个华盛顿的记者
赖斯顿是位虔诚、严肃的加尔文派教徒，他佩服菲尔所具有的那种魅力、才干，那种表面上轻松自在的劲头和敢于冒险而又善脱其身的本领。他本人也是位老派人物，其自身并不是没有诙谐和超人之处，而是他的那些特质更为微妙和隐讳。菲尔称他：我们的苏格兰教皇——这绰号极富魅力，充满了爱慕，既有分寸又恰如其分，而且言语中没有尖刻的成分。这绰号能够提醒赖斯顿本人和其他那些人：这位苏格兰佬或多或少有点倔强和因循守旧，在日常生活和他的专栏文章里加尔文气息较浓。然而，正是《华盛顿邮报》的菲尔•；格雷厄姆在不断地追求着《纽约时报》的赖斯顿。格雷厄姆挖空心思地想要雇用赖斯顿，把他从街对面的《纽约时报》挖过来。他在那地方已经成了这座城市和整个新闻业的代表人物。菲尔希望赖斯顿能到《华盛顿邮报》来，把这份带有几分地方色彩的报纸办成一份名副其实的国家大报，哪怕它就是一份小型的《纽约时报》也可以。对于菲尔，这个极富诱惑力的愿望经久不衰，他的提议也是大方而慷慨的——两次、三次，赖斯顿有点动心了。
看中赖斯顿并非出于偶然，他是20世纪50年代华盛顿独占鳌头的记者，十多年来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华盛顿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和声誉是任何文字记者都无法与之媲美的。那时，华盛顿还没有真正的竞争，他建立了华盛顿实力最雄厚的讲坛并利用着这个讲坛——一个把力量和机敏结合在一起的雄辩的讲坛。他非常喜欢发动攻势，但又不使人感觉到他好斗或放肆寻衅。他十分善于利用电话，表达愿望时不带半点要求和查问之意。言辞之间时有较长的停顿，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到任何一点仓促和混乱，这些都意味着他是一个值得别人信赖的人。到50年代初期，赖斯顿已成为美国所有的年轻记者心目中的楷模，这些记者都愿意到他那儿去工作。他不代表新闻业的过去，而象征着新闻业的未来——公正、文明、理性和国际主义。琐碎的事情和地方观念的那些看法与他无缘，他只对大事感兴趣。大事意味着大报道。他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关注美国卷入国际事务。因为新闻界正在缓慢地，几乎是无意识地使自身制度化，并开始为自身建立一整套的民族规范。赖斯顿以他自己的工作质量、本人地位和品行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