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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部署，胡宗南自己也知道，这等于是把绥德、清涧和瓦窑堡三地置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只要解放军乐意，要吃掉这三城的守军，简直是易如反掌。胡宗南也是没办法，他是根据蒋介石的政治意图作出的部署。所以当廖昂极力反对这一决定的时候，胡宗南没有发怒，反而很平静，只是说按命令执行。
胡宗南的部队还没南撤，陈庚、谢富治就带着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开始南下了，在河南孟津和茅津渡过黄河后直逼潼关，直接威胁着胡宗南的老巢西安和关中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的这着棋令胡宗南措手不及，他只觉得处处被动，时时难过。只得于26日令绥德以北的主力立即南撤，拱卫西安和关中地区。
南撤部队由董钊统一指挥，他把队伍分成两拨儿：陈武率整90师（辖第53、61两个旅共4个团）为先头部队，沿咸榆公路急速南下，占领九里山、石嘴驿，掩护主力南下；董钊自己率整1师（辖整第1、78两个旅共4个团）及整第47旅两个团、钟松的师直属部队残部、整第55旅两个团在后，依次沿咸榆公路南下。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岔口截击（2）
时值8月，阴雨连绵，加之刚打了一个大败仗，粮食又不够吃，部队士气滑落到了进入陕北以来的最低点。士兵走起路来跌跌撞撞，队不成队，列不成列。因为肚子饿，部队一路上搜刮抢劫，见什么抢什么，能吃的就吃，不能吃的就烧。一时间，董军所过之处鸡飞狗跳，满目狼藉。董钊坐在吉普车上面毫无表情，看到部队纪律如此败坏，他也懒得去管，事到如今，他也失去了刚打入延安的那股气概。透过玻璃窗，看着阴雨笼罩下的黄土高原，无限苍凉涌上了董钊的心头。带兵打仗多年，抗日战场上还曾立下显赫的战功。但与解放军交手几个月，局面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这是他没想到的。从3月到8月，整天拖着部队在大山里转，扑一个空又扑一个空，共产党用“大游行”来描绘国军的状态，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转了这么一大圈，今天终于南下了。董钊隐约感到，这一去，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陈谢纵队南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静观胡宗南的变化。他料定，胡宗南不会再把主力放在绥德、清涧一线而会南下的。因此西北野战军在前东元村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到会的旅以上干部提出，西野要作好准备追击胡军。董钊率军动起来后，毛泽东在28日急电彭德怀：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29日又发去一电：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嘴驿、九里山一线，夺取先机，置敌死命。
彭德怀决定采取“前伏后追”的办法来解决董钊，一部兵力急速南下，绕到董军前面，寻找有利地形设伏，另一部兵力沿咸榆公路直追过去。
伏击地选在岔口村，我野战军已搞清，董钊部要绕道这里向延安前进。岔口村村东一条长长的凹道加上两旁连绵不断的高地，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口袋。西北野战军把两旁的高地都占了去，趴在山地上专候董军的到来。
9月1日，董钊率主力来了。先钻进口袋的是主力整1师。以前整1师就遭到过伏击，因此师长罗列慎之又慎。殊不知在岔口这里还是碰上了解放军的阻击。山两边枪炮声一响起，罗列就向董钊作了汇报。董钊找到刘戡，决定罗列指挥整第1、78两旅攻占凹道以北高地，钟松指挥整第12、55两旅攻占凹道南侧高地，占领高地后尽量向外扩张，然后交替前进。
董、刘两军共有8个旅之众，比解放军的伏击部队多出了好几倍，但战斗进行得仍然不顺利。一直到当日傍晚才攻占了几个小山头。解放军趁着胜利的好心情，劲头十足，手榴弹一个劲地往山沟里扔。
这一仗比以往陕北任何一仗规模都要大，程度也要激烈。胡军8个旅的兵力被解放军全部围在一起，应该是一个歼敌的绝好时机。但解放军伏击部队太少，又因为雨后路滑，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战斗打到第三天早上，董、刘两军渐渐攻上来，占住了两侧高地。
“看来我们一口还吃不下胡宗南！”彭德怀举着望远镜对张文舟说，张文舟也举着望远镜，他接过彭德怀的话头：“老总，那就先放他们一马，以后再慢慢吃。吃快了会噎着呢！”彭德怀也有此意，立即拿下望远镜，扭头对电台兵说：“撤！”
董钊、刘戡看着解放军渐渐远去的背影，无声地叹气。队伍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伤上千，而自己作为一军之长，肩上的那几颗金星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们同时摇着头，都有一种袭遍全身的失败感。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兵分两路（1）
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在西野截击董钊之时发了出来。他写得颇激动人心：“举行全国性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在内线继续歼敌，恢复失地。”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已卷入外线进攻作战，成“品”字形直插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区，毛泽东断定全国性的反攻可以开始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紧张地工作，部署全国性的战略反攻计划。在西北战场上，他也不断地发出指示，西北野战军应适时转入内线反攻。
彭德怀被眼前的局势所鼓舞。胡宗南现在只留少量兵力固守延川、延长和清涧，而主力则收缩到延安附近整补，完全丧失了出击之力。他自己更是慌慌张张跑到了西安，又是开会，又是调兵来对付陈谢纵队出击豫西带来的威胁。拿到毛泽东起草的“战略方针”一文的时候，彭德怀心里初步勾画出了一个进攻延（延川、延长）清（清涧）的内线反攻作战计划，但他还是显得心事重重，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放心不下。
此时放不下心的东西就是粮食。西北战场上胜仗不断地打，但粮荒也闹得越来越厉害。干部战士们基本上都是在半饥饿状态下进行战斗的。从3月到8月，最好的时候，是蟠龙战斗刚刚结束那会儿，吃了好几天的小麦馍馍，白嫩嫩的馍馍，干部战士们爱不释手地捧着，都舍不得吃。
这一年整个陕北都兵荒马乱，粮食根本谈不上收成。而胡宗南的部队又一路烧杀抢掠，本来就贫瘠的黄土高原更是遭了殃。到8月份，粮食的缺乏已经到了不能再恶化的地步。那时候，陕北老乡把一种用黑豆、糠秕、树皮和野菜做成的稀饭叫“钱钱饭”，但就连这种“钱钱饭”；也不是餐餐都能吃上。沙家店战斗前，部队基本上没有了粮食供应，只要是绿色的，几乎是见什么吃什么，最后就连野菜、树皮也被吃了个精光。部队饿着肚子，中央也跟着饿肚子。毛泽东、周恩来跟着战士们一起吃野菜，吃树皮。因为吃多了这类食物，消化不了，毛泽东还有一段时间大便排不出来，把警卫们急得团团转。
粮食在战争中的地位，军事家们老早就有过结论，孙武还留下了“兵马未动，粮秣先行”的名言，以警示后人。熟知兵法的毛泽东自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延安保卫战之前，他就以文件的形式，命令部队勤俭节约，多储存粮食备作后用。但连月战乱，本来就贫瘠的陕北因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任凭怎么节约，粮食还是供应不上。陈谢纵队不渡河进入陕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粮食的问题。从延安保卫战打响之时，彭德怀就感到西北战场上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胡宗南，一个是自己的肚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北战场打的就是粮食。小河会议上，中央把筹粮的重担交给了贺龙。在8月下旬，毛泽东又给贺龙去了要粮食的专电。
得知毛主席也没有粮吃，贺龙才切实感受到西北野战军粮食缺乏到了何种程度。他立即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筹粮队，自任队长。队伍出发前，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说：“陕北的兄弟部队天天饿着肚子打仗，连毛主席也没有饭吃了。这是咱们的失职啊！中央把筹粮的任务交给咱们，咱们就不能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这次出去，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贺龙敲了敲烟斗，把话题转了过来，“当然喽，要注意群众纪律，不能做国民党兵！”
筹粮队出发了。根本就不需要做过多的动员，一听说毛主席也只能吃黑豆豆，群众就拿出自家的粮食，排着长队捐了出来。几天工夫，十万石粮食就筹到了手。粮食到手了，但运输又成了个大问题。阎锡山眼睁得大大的，自己的部队也正愁着没吃的呢。他派了好几个旅去劫获这些宝贝，结果被贺龙精心布置的护粮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贺龙把粮食送到黄河边上，就由任弼时接了过去，继续西运，一直送到西北解放军的驻地。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兵分两路（2）
粮食的到来，让彭德怀激动不已。“贺老总这是雪中送炭啊！”他捧起一把黄灿灿的小麦，向身边工作人员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但这点粮食对已经大大壮大的西北野战军来说，还是显得不够。粮食问题仍然困扰着彭德怀。
南下的陈谢纵队已经彻底打瘫痪了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东西往返作战，逐步解放了新安、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等地，接着又出击渭南，直逼关中。此时西北野战军主力也全部南下，我军南北联合展开攻势，直接威胁西安。
关中告急，西安告急。胡宗南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更是惊恐万分，连夜飞到了西安。上次飞延安，这次飞西安，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但西北战场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上次去延安的时候胡宗南还有一点进攻能力，那么经过沙家店一战和陈谢出击豫西，胡宗南就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上了。蒋介石行色匆匆地来了，他没有责备胡宗南，只是一直脸色铁青，少了以前见到胡宗南的那股热情劲。蒋介石的打算是，迅速从大别山、运城、榆林等地调集10个半旅的兵力，在西安、潼关、洛阳布防，阻止陈谢西进。
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研究过后，觉得陈谢再西进已没有了意义，于是把陈谢进军的路线调了个180度的方向，转向东进攻，配合刘邓进攻中原，西北野战军也由原来的南下转为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延安以北孤立之敌。
清涧、延川、延长已成为陕北大山里头的几座死城，彭德怀把作战箭头瞄准了这些位置。现在彭德怀手里已经有了4个纵队加教导旅共五六万人的兵力，其中第四纵队是9月21日军委决定组建的，王世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辖警备第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高锦纯；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高维嵩；骑兵第6师，师长胡景铎、政治委员李宗贵。
兵多将广，仗好打多了。彭德怀决定兵分两路，内外线同时展开作战，密切协同，互相配合。9月23日这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彭德怀把各纵、旅首长叫到了延长西北的安家渠，开了一个兵分两路的动员会。彭德怀的部署是：二、四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