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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陈逸飞与我，以及他和我的《理发师》
凡一平
陈逸飞先生去世了，我无法不悲伤，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以往我的悲伤，只和我失去的亲人有关，比如让我具备逆流而上性格的当船工的爷爷，还有启蒙我文学想象的满肚子故事的外婆。如今陈先生的去世，我的悲伤不亚于失去亲人。我和陈先生因为《理发师》结识，尔后成为朋友，却又是因为《理发师》，陈先生与我永别，与热爱他和他的绘画、服装、杂志、电影的人们永别。这一切都因《理发师》而起，我不得不追悔地设想，假如没有《理发师》，假如我不写《理发师》，假如《理发师》不出现波折，这一不幸还会发生吗？但多少假如都不能挽回陈先生已经逝去的生命了。
在陈先生去世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写了《理发师》，能够被陈先生这样的大艺术家看中，要把它拍成电影。虽然这部电影第一次开机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停机，损失巨大，但仍然改变不了陈先生继续要把这部电影拍下去并拍好的决心。他的决定和决心，他对《理发师》的情有独钟，曾经让我感动、庆幸。我为能结交这样执著的艺术家而感到骄傲和荣幸，由此也对被边缘化了然而就我而言却仍是挚爱无比的文学创作更加执著，因为有陈先生这样的榜样。
其实我和陈先生的深交，正是从第一次停机之后开始的——那次令人遗憾的停机事件发生以后，恐怕没有谁比我和陈先生更希望这部电影继续进行到底，因为这是陈先生的《理发师》，也是我的《理发师》！
但现在，《理发师》成了我心中的痛，成了一曲陈先生亲自谱写却无法欣赏的绝唱！
他是一个谦和的人
翻开《理发师》的备忘纪录，我与陈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写的：
2002·5·9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首先，《寻枪》首映。我约了王蕾、兴安去地质电影院看了10∶00的首场。看到了“根据凡一平的小说《寻枪记》改编”的字样打在了银幕上。
电影拍得不错，姜文也演得好，我很喜欢。
走出影院，和王蕾、兴安交流看法，王蕾说很喜欢，但兴安说不喜欢，说不如小说。
走在街上，《寻枪》的盗版碟比比皆是，但我没买，等有了正版再买。
中午，《文艺报》记者石一宁过来，一起吃饭。
中途，刘蕾（把小说《理发师》推荐给陈先生的演员，第一次停机之前片中会棉扮演者）来电，陈逸飞已到北京，约好两点三十分在国际俱乐部饭店1701房间见面。
两点，打的到国际俱乐部，正好准时。
是刘蕾开的门，因为陈逸飞正在接受电话采访。陈逸飞和我打了招呼后，继续接电话。
我坐下，刘蕾给我倒水。她问《寻枪》怎么样？我说不错。她说她和陈先生准备晚上去看。
陈逸飞接完电话，站起。
我们握手。他的手柔软而温和。
陈见我坐得离他稍远，叫我坐近。
开始谈合同。
合同是我草拟的，陈逸飞表示同意合同的所有条款，说了好几个没问题。
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谈电影的改编。
陈提了几条意见和想法，比如女主人公的性格定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要求我回去把这些意见在小说中加以体现后，再择日到广西和我正式签约。
4∶30，我离开陈逸飞的房间。离开时，陈逸飞说他约好一批朋友7∶30去看《寻枪》。〖=B51〗
三年前的纪录，我一字不动抄在这里。仿佛我又一次握着他柔软而温和的手——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握手。我感觉到他的谦和，一定是从他的手开始。或许我也有一双柔软温和的手的缘故，他的手让我感觉非常舒服。我的直觉同时告诉我，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虽然他是大艺术家。但真正的大师正是不摆架子的，是最有平常心的人。他的手消除了我见面前的紧张和见面后的拘谨。我们很快就进入正题，开始了小说改编电影的讨论。
从北京回到南宁后，我按照陈先生的意思，对《理发师》小说进行了改动，并把它变成了剧本格式。在剧本的初稿里，我自作主张增加了刘寡妇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设置，后来不仅得到陈先生的赞同，还得到了姜文的认可。
陈先生本来约定，要同姜文来广西和我谈剧本并签约的，但他因为有事去了法国，两人最后没有来成。于是我去了上海。我记着是2002年6月18号，中午，我到了虹桥机场，来接我的是陈先生的司机小刘。他直接把我接到了云峰大厦逸飞集团陈先生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陈先生。他非常忙碌，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签约的模特卓灵刚刚获得环球小姐的第三名，我在集团内部见到了她。我想她或许会出演电影的女主角或别的角色。陈先生见我到来，很快送走了记者。他不断对我表示歉意，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他的谦和与儒雅。我们接着就聊起了剧本，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后来他因为什么事，不得不离开。到了晚上十点，他的司机小刘突然到宾馆，说陈先生请我过去。小刘把我接到了泰康路陈先生的画室。他正在作画。见我来了，他放下画笔。那晚他一直和我聊到了凌晨一点多。回到宾馆，我根据我们一天的谈话意见，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因为我感觉到陈先生是一个勤奋、敬业而又讲究效率的人，我需要向他学习。第二天下午，当我拿着新改的剧本去见他的时候，他开口就说你辛苦了。这句话让我感到心暖。晚上，陈先生带我去参加一个有四百人参加的晚宴。在晚宴上，我见到了他年轻美丽的夫人。席间，陈先生还把我向他的外国朋友作了介绍。聚会之后，陈先生又单独和我谈了两个小时。此后，亲自送我回了宾馆。
两天后的6月22日，我和陈先生飞往北京，因为姜文已经答应出演《理发师》的男主角陆平。下午四时，我和陈先生来到与姜文约定的会谈地点：国际俱乐部18楼。我们到的时候，姜文已经坐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我们已经不需介绍，因为拍《寻枪》的时候，我们在贵州的拍摄地就认识了。简单的寒暄过后，我们直奔主题。姜文表示：一、剧本看得进去；二、能拍成一个不一般的电影；三、特别不像一个中国已经有过的电影；四、我愿意接受这个电影，“愿意与陈先生您合作，与一平合作”；五、但是剧本需要修改，要把描述变成行为，要简洁。此外，女主角性格要鲜明。那天我们的会谈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陈先生和姜文彼此都很客气，互相尊重。陈先生谦和、儒雅，姜文真实、坦率，两位艺术家的个性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却是共同的。在随后剧组正式成立，剧本讨论的过程中，陈先生和姜文的意见也没有产生分歧。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到半年，两人竟不愉快地结束了合作。
第一部分序（2）
他是一个大度的人
《理发师》停机，我是从刘蕾的电话得到消息的，她是《理发师》小说的推荐人，也是片中女二号会棉的扮演者。2002年12月28日，刘蕾告诉我，《理发师》停机了，原因是陈先生和姜文产生分歧，但具体原因不清楚。刘蕾的电话让我吃惊了半天，不愿相信停机的事实。在日后的媒体上，当我看到姜文和陈先生分别发表的声明，我才不得不信。
早在2002年8月28日，我就离开了《理发师》剧组。在把我封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剧本改了七稿之后，剧本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增加新的编剧就成为一种必要。陈先生温和地征求我对增加新编剧的意见。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觉得，只要为《理发师》好，增加一个编剧，哪怕增加两个三个编剧，我都愿意。陈先生很感谢我的理解和支持，并请我放心，我的利益会得到保证。离开剧组那天，我忽然想起去年8月28日，正是小说《理发师》改定发稿的日子。我那天的心情，其实就跟写完小说的心情一样，是一种释然的感觉。创作是一种拼体力和心力的活，在你作品未完成以前，你的神经是绷着的，当你把作品完成，人就像跑到终点的运动员一样，大喘气。我那天确实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断地冒虚汗。我想我的身体出了毛病，便打电话给我在南宁的妻子。我当医生的妻子在电话里给我诊断，然后我叫我在北京的同学高福厅，从药店把药买来给我，并留下陪我。我吃了药后，半夜就好了。我说这事的意思，是想强调陈先生是一个拼命工作的人，他实在是太忙太累了，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我跟他坐过两次飞机，他一上飞机就睡觉，并且一倒头就能睡着。他告诉我，如果睡不着的话，他也会拿速写本，在飞机上画画。
2003年1月18日，是停机事件发生的第二十天，我给陈先生打了个电话。这之前我一直沉默。我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陈先生和姜文仍然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在这种时候，沉默是金。但当我从媒体上得知制片方的决定：姜文走人，陈逸飞继续执导《理发师》，我必须打电话了。这是我离开剧组后第一次与陈先生通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对不起，凡一平，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请你放心，《理发师》还要拍下去，并且要把它拍好。我不明白陈先生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他没有做错什么，至少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发师》，而《理发师》何尝又不是我的《理发师》呢？
我想只有一个气度很大的人，才会对一切事物、人物慈善为怀。
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我从南宁青秀山的寺庙下来，在草地上刚坐下，就接到陈先生的电话。他说他正在从浙江外景地回上海的路上，原来的外景地保护得很好。电影也马上要重新拍了。但剧本还需要改一改，请我去上海一趟，商量剧本怎么改。于是2月3日，我到了上海，仍然住在我上次住的达华宾馆。陈先生让我先看剧本，晚上再跟我谈。晚上，陈先生过来了，随同的还有他的夫人。我们到了他在新天地的“逸飞之家”。陈先生知道我很想知道关于停机的原因，对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说了，没事的，不就损失一些钱嘛。他看看他的夫人，又说你看，连这件事情我都不跟我老婆说的。他的夫人说是的，我在国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电话里也没跟我说。这个时候，陈先生接了一个电话，从说话的口气知道是他的朋友打来的。陈先生在打电话的最后请朋友保重身体。打完电话，他的夫人抱怨地对他说，你请别人保重身体，你自己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陈先生笑笑，接着就和我谈开了剧本修改的话题。那晚我们又聊了很多。第二天，陈先生又约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倪震教授，在虹桥宾馆，让倪教授对我提了不少剧本的修改意见。
回到南宁，我立即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寄给了他。
2003年3月27日，陈先生来到了南宁。这是他第一次到南宁。与其说他是来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