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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减。我妈开诊所不在家住，我也没见他高兴到哪儿去，用他的话说，“有些事我一想就来气”。
我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用美国的一种问卷式的检测方式诊断，说他的内向值低于正常人的两倍，属于偏执、冷漠人格，对人有疏离感。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感情。可有一次他和我谈及他的初恋情人，竟一往情深，连我都倍受感动。他并非没有情感，只是这情感不是对我，对我不如意，更不用说包容我老妈。加上他的偏执人格，后来一切矛盾便是非人力可救。（偏执人格特点你可查心理医学资料。）他在他妈面前总是有意无意想讨好她，不是孝，是讨好。他也不怎么关心她，诸如生病什么的，还不如我。他只是绝对不违背她。有一回，他妈买了一箱三株口服液，他胃不好，我说让他跟他妈要几瓶来喝，他不敢，最后竟然说是要给我喝，要了几瓶，全他喝了。他总说要在他妈面前树立形象，我喜欢唱歌、跳舞拍照，可自从认识他，一次也没有过。一说出去玩玩、白照什么的，他就说没兴趣，我们除了结婚照，连一张两人合影都没有。有一次去他们家，他妈说拍照，他兴趣特别好，又换衣服什么的。我越看他高兴心里越气，所以那次拍照我的照片全是拉着脸。我俩合影时，他都不敢搂着我，也许是不愿意吧。有一回冬天回他们家，天挺冷。吃完晚饭，他妈说：“去，端盆儿水把车子擦了。”他就真得乖乖地去端水，下四楼，黑乎乎地洗自行车。95年中秋，他家亲戚都来了。一个小孩子穿鞋在屋里，把石英地板蹭脏了，他妈当即要求大家放下碗筷，十几口人全趴在地上给她擦地。我把他叫到厨房让他告诉他妈，等客人走了再擦，他却觉得他妈挺对的。当然这些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我没少和我妈吵，可他绝不会因为我和他妈起争执，因为他绝不敢。
说到底，我们的婚姻是因为基础不好没能经受住考验，所谓考验，不见得只有外遇才算是考验，只要是来自俩人以外的任何风浪都叫考验，任何外力只能让两个人的法律关系终止，而让两个人情感上分离只有当事人自己，别人谁也办不到。如果单是因为老人的原因，即使分离也会和梁祝一般化蝶相随。如果说他和我妈的矛盾让我们在形式上分离，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分离了。
分手后，当时协议我有些债务欠他。比如电话，我要想留下，就得向他购买使用权。我去年做完一个大手术刚出院，他打电话催债，我说我刚出院，他竟连一句“你怎么了”都没问。我真是心凉到彻底，我自认待他不薄，就是邻居也该问一句吧？如果是我一定会问他。当时送我上医院的朋友在我上手术台前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他。后来朋友听说他来电话要钱，骂我：“这种人，亏你他妈要死了还想着他。”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所谓外遇、严重恶习、家庭暴力等等，用他的话说，“我好像不是和你离婚而是和你妈离婚”。现在我妈已经不在了，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接纳他了，因为除开感情，就算是朋友一场他也有点不够意思。
我们的婚姻如同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这是婚前我和大学同学讲的），也许以后会茁壮成长，也许一辈子衰弱，也许经不起风浪中途天折。与老人的矛盾是疾病的话，我们的早产儿的婚姻还是中途天折了。是病太重抑或是体质太差？恐怕是后者。我们如果是在“文革”，我是反革命他受牵连，恐怕下场也如此。因此，我参加婚礼从来不说什么“白头到老”，而是说“祝你们相儒以沫、风雨同舟”。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生活琐屑不足以捶胸顿足。我们的人生境界不一样，他不和外界打交道，没受过什么气，生活琐屑在他自然是不堪重负。
我白手起家，日子也会一点点好，但我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家财万贯就必有佳婿相伴。
虽然我对未来时常感到茫然，但还是祈求上苍给我一份安宁的生活，一个我愿和他相伴终生、暮年黄昏散步时彼此感到是自己生死相依的另一半。
第十二章 走不出那个命运的螺旋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26日3：30PM
采访地点：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快餐厅
姓名：金威
性别：男
年龄：29岁
北京某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分配
在某机关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现在某
证券公司任职。
金威是一个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无所适从、无法“明辨是非”的典型，母亲和妻子同时对他提要求，而双方的要求他又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人都是他热爱也不能伤害的人。她们做成一个生命的环，他在其中周旋得近平疲于奔命。也许金威的状态正是很多已婚男人的一种常态，而改变这一状态只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家庭绝对不是培养利己主义的地方，但是因为是家而不是其他地方，人又总是不由自主地会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忽略了他人的感觉，毕竟，从亲人身上是最容易获得谅解的。然而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抱着这样相同的想法的时候，谅解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斗争”。
在电话里和金威约时间十分艰难。首先他说他要到下午三点钟之后才有时间，而且只能在星期一，然后又说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因为“一个大男人让人看着婆婆妈妈的，不好”。我说：“你来选地方吧，只要安静就可以。”他不好意思他说“应该女士优先”。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和我同样年龄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优柔寡断。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说吧。”
接下来又是一阵思考，这种思考在其中一方握着电话等待的时候就显得有些漫长。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要不咱们去一个酒吧？……要不去哪个饭店？……哪个饭店的大堂安静呢？……要不还是你说吧，你离什么地方比较近？”
我说我通常的采访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但是不巧的是在他说的这个时间里，这两个地方都有别人。他马上说：“我绝对不去你家，你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
我笑了一下，不知道他说的不安全是指我和受访者中的哪一方。
“这样吧，”我舒了一口气，总算要有结果了，“咱们到国贸吧，交通方便，那儿有一个快餐厅，这个时间没什么人……”我怕他再犹豫，赶紧大声说“行”。
他好像也笑了，语气也畅快了许多：“就这样吧，下星期一，下午三点半，我在国贸大门口等你，去时装中心的那个门。”
我给金威留下了我的呼机号，让他“一旦有变化可以提前通知我”。他记下来，然后说：“应该不会有变化。”经历这么“艰苦卓绝”的讨论之后，我已经不去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了。
1998年10月26日下午，远远地，一个身材魁梧、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在风里向我微笑。我又想到了电话里的“讨论”，好像那个犹疑不定的人与面前的这个人毫无关系。
他非常礼貌地替我开门，走在他身后，我发现他的蓝色西装有些旧了，后背上横着两条明显的皱槽——这一定是一个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金威的态度可以用谦和来形容，他甚至在我落座之前用手帮我擦了一下椅子，然后微笑着问我“想喝什么”。他坐在我的对面，一双手交叉握着放在桌子上。两小瓶矿泉水送上来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一瓶握在手中。这是我和我老婆常来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结婚以后就一次也没来过。她经常到这儿来买衣服，不过不是跟我来。金威动一动身体，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你看我一上来就把话扯远了。你希望我怎么说？
我告诉他我现在主要是在采访有关家庭方面的内容，比如亲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个人选择和家庭成员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等等。他听得非常认真。
沉吟片刻，他点点头，开始说话。其实那天你在电话里就已经说清楚了，而且我想跟你说的也是集中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家庭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比如有些话完全可以通过聊天或者就叫做沟通来解决得很好，偏偏所有的人就是不说，结果越不说隔阂就越大，矛盾也就越多。人家说东方人是讲究含蓄的，把真实想法放在心里，嘴上说别的，好像这样就能一团和气，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和气最有问题，而且，这种表面和气里面往往包涵着很多个人牺牲。你说对不对？
这时候的金威已经和电话里那个人判若两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在这方面想过很多，而这种思考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情况下，通常联系着感同身受。
这些正是我的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的相同的意思。我听着他的话频频点头。我想从我父母开始给你讲。我一生最怕的就是有朝一日过上我父母那样的日子，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跟他们差不多。这也是我想跟你谈话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妈今年已经55岁了，我爸比她小一岁。他们俩是在一个工厂当工人的时候认识的，后来我爸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回到这个工厂，慢慢做到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那时候我妈已经47岁、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
我小时候跟着奶奶长到4岁。为什么呢？我父母结婚以后没有房子，就跟我奶奶、爷爷住在一起。我爸是家里的老三，下边两个都是妹妹，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小姑姑还在上学。
我是小孩子，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妈和我爸家的矛盾，都是后来她自己给我讲的。我妈这个人命比较苦，她还不到5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就跟别人结婚了，后妈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她也不好，所以她一直是哥哥和嫂子带大的。到现在，我们也还跟我大舅舅家走动得特别频繁，当然，这在我妈结婚以后也是我奶奶对她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我妈说她在跟我爸结婚的时候，除了我们所说的爱情之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因此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得到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母爱和父爱，当然这是指我的爷爷、奶奶。所以她是抱着很大希望进入我父亲的家庭的。
但是，你说，都那么大人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肯定有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适应，对不对？而且，对于我爷爷、奶奶来说也是一样，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从此就要一起共同生活，有一些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大家都要调整自己，而且尽可能地容忍和接受对方，咱们现在在叫做磨合，是不是？金威直视我，等待我回答。
我说从道理上讲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且明白了道理之后也未必都能做得很好。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妈和我爷爷、奶奶，特别是我奶奶都有问题。就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要求对方，而不要求自己。
我妈给我讲过好多她和我奶奶之间的事情。比如说，那时候谁家在经济上都不是特别富裕，吃早饭的时候，我奶奶把买来的点心给我和我爸吃，给我，是因为我还是一个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