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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为教化技术采用。今天理想的刑罚是些不确定的教化手段：即无关
的盘问、细致的调查、审判。。。酷刑从逻辑上完成了调查所操纵的程
序，而牢房成了近代刑罚的主要工具。
监狱教化的目的在于通过一些正确方法来重新塑造异常人或犯人，
使之改邪归正。教化这一惩罚手段一产生便得到广泛应用，且沿用至今，
从而取代了酷刑（事实上并没彻底消灭酷刑）。与之相适应的监狱成了
教化罪犯的主要场所。我们认为，实际上，监狱并不合人情味，并不人
道，它仍然是残酷的。福柯抓住近代这一主要惩罚手段分析了该时代的
文化，进一步提升到哲学高度对历史（尤其是监狱史）作了系谱学考察，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想重建人的政治法律权力主体性形象。这一形象是人
的畸形面、怪诞面或非正常面，被外在的客观性环境（社会的、政治的、
经济的，或许还有科学的）所扭曲。在近代精神的照射下，统治者成了
合法的暴力实施者，被统治者（触犯统治者法律的犯人）相应成了暴力
承受者。在福柯心目中，由知识建构成的权力或运用知识的权力得到合
法性保护，具有合法性强制意义。这些都是事实，亦本应如此。福柯的
目的不在于改变近代人的形象，而在于发掘出人的真面目，让人们承认
并接受之，还在于表朋，近代如此，当代莫不如此。可见，福柯的理论
分析可以推广到当代社会，质疑当代法律的社会功能和本质。如果只通
过分析惩罚手段的系谱关系来揭示权力本质，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
实践上看，都讲不通。
四
至于第四部分即最后部分的“监狱”问题，福柯论述了三大问题：
“完整而严格的制度”（Des Institutions plètes etAustères）、
“违法与犯罪”（Illégalismes et Delinq uance）、“监狱”（LeCarcèral）。监狱诞生于新法典颁布之前，形式监狱（forme…prison）
也先于刑罚系统运用而存在。监狱的出现必然标志着刑法史上的重要时
刻的到来，对违法和犯罪的惩罚近于“人性”，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
格的制度。
福柯提出，监狱应是完备的教化工具。这有三层意义：应对犯人的
各方面负责，既不外在又无缺陷，对犯人施行差不多所有的权力。与外
部世界相比，监狱把犯人们加以隔离，实行强制劳动。强制劳动是犯人
应尽的义务。劳动所获的工资不是生产报酬，而是对犯人进行有效改造
的动力，构成权力关系、空无的经济形式和个人服从方案。可是，监狱
不是简单地剥夺自由的重要手段，而是对囚犯进行监视和认识的地方，
变成了刑罚的调整工具。
从传统上看，拘留足以剥夺人的自由。监禁总有一个技术性计划。
近代初期酷刑过渡不是向未分化的、抽象的和混杂的刑罚过渡，而是从
一种惩罚艺术转向另一种惩罚艺术。这是技术性变化。在福柯看来，取
代酷刑的不是大量监禁，而是严密的教化机构。监狱虽然沿用至今，却
遭到不少批评：监狱没降低犯罪率，并且不断囚禁新的罪犯，还导致了
重犯的产生。这表明监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产生这一局限性的原因是
什么呢？福柯认为，这是因为合法惩罚重新置入了非法性策略之中。
十八世纪末的刑罚改革总计划处于反对不合法性的斗争中。监狱的
对象是犯罪主体即罪犯。犯罪是一种不合法性形式，刑罚的执行依赖于
这种形式。区分、治理和控制违法现象，是刑罚的作用。违法与犯罪产
生了监狱，监狱又为它们而存在。监禁惩罚又会导致不合法现象的出现。
福柯认为，犯罪不是监狱的副产品，而是刑罚的直接结果。事实上，犯
罪的利用产生于合法性边缘。犯罪是管理和利用违法的工具，也是权力
训练的工具，还是统治集团违法的原动力。犯罪的政治利用在十九世纪
前已成事实，这种政治利用是对群体进行持久监视的方式，起着政治观
察的作用，但必须和监狱结合起来，因为这样便于对犯人进行控制。实
际上，统治者对犯罪、监狱和监视的利用，是为了更强有力地实现其统
治权力。
福柯最后分析道，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惩罚是单人牢房监禁，因为
隔离分散了犯人的集体反抗力，是管理犯人的最佳办法。在权力正常化
过程和个体权力知识活动中，监狱教化技术相当重要。我们知道，在刑
法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了刑罚技术，并且将这种技术用于整个社会。
监狱使捉拿犯人成为可能，使惩罚权力成为自然的和合法的。它形成了
新的法律形式，将犯人置于长期监视之下，可以从惩罚犯人肉体转向改
造其心灵。它在近代是一种惩罚犯罪的新方法，意在最终达到拯救犯人
并使之重新做守纪律而又有用的人之目的。可是，监狱毕竟不可能最终
消灭犯罪。不根除犯罪的根源（即阶级），就不可能消灭犯罪。这是福
柯在本书中所忽略的。
西方的监狱是法制的象征，中国的监狱曾是人治的代表。不管怎样，
从一般意义言，法制进步，人治落后。这是读了本书后的启示。
此书中还有哪些讲得通，哪些讲不通，那就再研究吧。
评《剑桥中国史》第15 卷关于文革的描述和观点
——兼评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
徐友渔
卷帙浩繁的多卷本历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在中外学术界有相当的
影响，其中的若干卷近年来已在中国大陆相继翻译出版。最后的一卷由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于1991 年问世。1992
年，中国的三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和海南出版社分别推出各自的中译本，这更加引起了学术界和读书界
的关注。
此书概括了1966—1982 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限于篇幅和囿于个人研
究范围，我在本文中只评论该书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在我看来，
这也是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了便于读者参照和全面理解，我的引文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中译本译文不妥之处将作改译并注明），文
末将顺带指出此译本的若干错误。
对于记载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著作，中国读者出于多种理由怀
抱甚高的期望。现在40 岁以上的人，对于文革记忆犹新，不少人痛定思
痛，有不少反省和思索而没有表达、讨论的条件；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
关于文革的两部著作——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其各自的长短得失无形中为下一部著
作设定了期待标准。《剑桥中国史》以前各卷（也许第14 卷例外）的成
就和水准使人们产生了信赖感。以第10 和11 卷即晚清史为例，其写作
框架、审视形势角度的新颖，其中包含的许多在国内未见的重要材料，
曾使我在阅读时又喜又惊，慨叹外国人居然能够把中国历史写得令中国
人佩服。
有以上心理背景，我不能不指出，《剑桥中国史》第15 卷是令人失
望之作。此书结构（它反映了编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理论框架）无甚新颖
之处，对文革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十分熟悉，叙述、分析、立论常有失当。
此书对于文革中决非秘闻的许多重大事件未作涉及，比如1967 年遍及全
国的所谓“二月镇反”，同年夏季的“全面内战”，继保守派和造反派
对抗之后广泛而长期的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斗争，一些思想先驱对于中国
社会的思考、对于文革的批判以及他们的观点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等
等。有关各章作者对于一些重要情况——比如红卫兵造反的自发性、红
卫兵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军队和群众组织的联系以及军队之间
的派性——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观察肤浅，对这些情况原因的分析因而
也是表面的或不得当的。读过此书，人们对于文革只能得到一些模糊和
凌乱的印象，就象在雾中观花，文革中各种事件扑朔迷离，足显得编者
和作者把握这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力不从心。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无长处，比如第2 章结尾处对于文革产生的原
因、哪些人应对文革负责任等问题的分析，就比大陆至今见诸文字的见
解全面和中肯。书中还分析了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即当时苏联对中国
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以及最高层
为应付这些外部事件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这一个思考维度是中国
大陆的文革研究者未能问津的。书中的见解颇为有趣，可惜由于资讯缺
乏，我们不能对其对错作出判断。
在我看来，《剑桥中国史》第15 卷对于文革的论述之所以粗浅失当，
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有关材料未能开放，这就使
得一切研究者，不论中外，只能处于情况不清、线索不明的境地；第二，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对比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
的研究，尤其对比他们对于本世纪另一场浩劫——德国第三帝国的兴起
和扩张的研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而此书不过是，也只能是西方学
术界有关研究的概括和总结；第三，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够，使得本书编
者和作者不能获得有益的启发和借鉴；第四，主编指导不力，不难看出，
全书由几大板块拼凑而成，缺乏内在逻辑性和统一的思路，每位作者在
某一领域对中国问题有深浅不等的专门研究，他们像是独立地提供自己
的研究报告，而不是共同合作撰述一部史书。
下面具体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事实陈述不确切乃至错误
《剑桥中国史》第15 卷中谈及文革事件时充满了不确切、不清晰、
乃甚错误的陈述，作者的叙述常常是含混不清、漫不经心的。这些错误
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观点和结论的失误，但对于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著
作而言，仍然是不能允许的。以下按书中顺序举若干例子。
林还主持空军的现代化和发展中国的核能力。。在林的指挥下。。
成功地于1962 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第123 页，译文有改动）
林彪虽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研制核武器和中印边界之战的决
策和部署决非由他单独负责，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更大。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作何反应的争
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页129）
罗瑞卿被整，原因在于林彪认为他不听话，想夺自己的权。他是否
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其他人有分歧，我们至今不得而
知。但可以肯定，即使有，也不是他被整的主要原因。
（在1966 年2 月以后几个月）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
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至7 月底，解放军就开始
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援。（页129—130）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5 月25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
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页140）
写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