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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阀统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军阀政治》，获得博士学位。1954 年
入普林斯顿大学，1960 年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直到现在。
逝者如斯，白鲁恂已然年逾古稀。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白氏在政
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理论、中国问题、东亚和东南亚政治等研究方面都卓
有建树。近年仍不时能看到他的新作问世，1988 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官僚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称《文化》），
1992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中国政治的精神）（下称《精神》），
这两本书反映了白鲁恂对政治文化理论的反思以及反思后的结论。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阿尔蒙德在1956 年
首先创用的，他倡议用它来解释政治行为及其变化趋向。“政治文化”
概念甫一提出，即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自五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
正是行为主义革命趋向高潮之际，社会科学学者对政治文化产生了强烈
的兴趣。在西方社会科学科际整合的潮流中，政治学者吸收心理学、文
化人类学的观念和成果，对政治文化进行了理论的和地区、国别的研究，
诞生了一批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尔蒙德等的《公民文化》（1963）。。
和白鲁恂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1985）。而在这时期出现的
一代政治文化研究中，毕生采用心理——文化研究途径并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中长期耕耘的，大约唯有白鲁恂一人。从五十年代的《政治、人格
与建国：缅甸对认同的追求》，到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的精神》和七
十年代的《毛泽东》，再到八十年代的《亚洲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文化
方面》等，可谓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执著以求。
在西方学界，学术思想的流变和更新很快，在美国更其如此，人人
标新立异，欲成一家之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受到过
非难。非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指责“政治文化”概念缺乏精
确性、含糊不清，因而解释能力不强，而且政治文化研究在态度上是保
守的；另一方面的非难则来自采用其他方法从事政治研究的人，他们反
对政治文化概念是出于对传统上就存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不
宽容，认为自己的方法更能接近真理，因而对政治文化采取了排拒的态
度。七十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辩论便戛然而止。
这跟美国社会科学中文化相对论的兴衰有关。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大
批的美国人出于战争或非战争的需要来到世界各地，来到文化背景与美
国社会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社会，获得了关于异文化的大量知识资料，大
大推动了战后地区研究和政治文化论的兴起。五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极
力强调研究文化差异的重要性，那时候，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克莱德·克鲁克洪等人的理论在大学课堂上广为传
播。到七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情况又变得迥然不同，“学者们开始写作，
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文化世界里”（《文化》第3 页）。理性选
择理论家们提出了据说是普遍适用的理性行为者模式，并且甚嚣尘上，
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势。
对于上面第二种指责，是不难看出其问题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多
种方法中，有没有一种优于其他一切的方法呢？大约不会有。白鲁恂指
出，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时，我们并不打算忽略其他政治研究方法的重
要性；我们对知识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不允许我们任意轻视不同分
析方法的长处。就第一种指责来说，其潜台词是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必
须是精确的。而问题恰恰在于，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是无法精确的。毫
无疑问，一定的量化手段将强化政治学的分析能力。但是，当政治行为
主义片面地强调技术手段，主张价值中立时，它也就误入了歧途。政治
文化研究依然有价值，这并不仅仅因为大规模的抽样调查难以进行，更
重要的是因为真正深刻的东西是难以“科学化”、难以通过数学手段和
电子计算机获得而更多的是“悟”得的。或许这正是白鲁恂数十年孜孜
以求的原因。
究竟什么是政治文化？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政
治文化”条中，白鲁恂指出：“政治文化是各种态度、信仰和情感的定
向，它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意义，在政治体系中提供指导行为的潜在
设想和规则。它包括了政治理想和一个政治体的工作准则。”一般说来，
政治文化是由对政治的感情、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即以政治
信念而言，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就颇为不同，欧陆的政治体系多半很注
重基本原则，注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英国的政治传统则讲求实用，每
一件事都依其本身的利弊情况分别加以考虑，决定取舍。这是两种不同
的政治风格和文化。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决定行为的取向，在政治研
究中，行为的心理方面是切不可忽视的。政治舞台上总是充满了各种看
不见的议程和目标互相冲突的行为者。政治生活是建立在思索、主观解
释、看不见的算计以及情感和道德奇异的结合之上的。政治过程不是凭
经验研究及“硬”资料而能总体掌握的。它更多地需要洞察和领悟。在
任何形式的政治分析中，给予政治文化和心理以适当的注意可以使研究
者少谈一些平庸的东西（《文化》第6—7 页）。政治分析也是有层次的。
白鲁恂指出，“词汇”层次上的行为较容易改变，因此能够通过样本调
查来衡量的各种态度应该阶段性地来重新衡量，从而确定它们是否已经
发生变化，变化程度又有多大。有意识地传授给每一代人的东西通常能
迅速得到改变。另一方面，深层结构或者说“句法”层面的变化却极其
缓慢。这是因为它取决于根本性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编
码”直觉地代代相传，而且很少自觉地意识到什么在发生。（《文化》
第10 页）
这不免使我们想起，在六十年代末，不少西方学者开始相信，毛泽
东、卡斯特罗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洲领导人已经通过绝对的政治意志改变
了他们社会的深层文化。例如，文化大革命就试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虚妄，这样的“新人”并没有出现。大概总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最根本的力量不是意志，也不是观念，而是经
济力量。只有经济力量的驱动才能决定性地塑造新的人格。这一点，在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不管怎样，事实是“社会主义
新人”没有出现，中国的政治文化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没有多大改变。
正因为如此，白鲁恂确信，政治文化依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视角。
与许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见树”的工作不同，白鲁恂看中国文化，
着眼点在“见林”。西方文化重视个人，个人主义和寻求自我实现是一
种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
是某个集体的成员，这便是其身分，每个人都应该各安其“分”。个人
有义务服从集体的意志和要求，集体则应给予其成员以保护。在团体中
个人可以获得强烈的安全感。这种关系从家庭和家族开始，向外扩展到
各种更大的群体。由于存在这种关系，即便是一个在外作奸犯科之徒，
在本乡本土也一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否则就是违背群体内部的一致
原则，必然无法立足。于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形成了某种自我管理的机
制。白鲁恂认为，中国文化的这种群体取向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
生活的方式，导致了中国独有的国家——社会间关系结构的稳定性，因
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集体组织，它能照顾和保护自己
的成员（因此中国总是有保护性的组织，而没有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
而不对政府提出要求，这就使政府相对容易进行治理。在明代，只有10
万人的官员队伍管理着一个有1 亿人口的帝国，一个行政长官掌管着一
个有5 万人口的县。一方面，“正如个人不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为其
提供身分的团体利益之上一样，在中国的等级社会中所有下级利益都要
服从更高的利益”（《精神》第245 页）。另一方面，统治者或政府作
为大家长，也有义务为本群体的成员创造福祉。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便
是好家长、好政府。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对明君的赞颂，
而从来没有“民主”的思想传统，即“对获得民众选票的竞争”意义上
的民主。所谓“民本”、“民贵君轻”，均与此无涉。原因在于政府的
合法性不是经由选票获得的，而是经由为百姓谋利而获得的。
当群体要求其成员表现的一致（conformity）与恶劣的现实发生矛
盾和错位，即政府未能克尽职守从而使民众陷于苦境时，又会出现怎样
的情况呢？白鲁恂认为，这时就会出现权威危机，进而产生人们对无秩
序的深刻担忧。白氏指出，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历史文献中
充满了对有德之君的渴望，也即对好政府和贤人政治的渴望。这样一种
政治文化，自古及今，依然如此。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历来不重法，法是条文，中国人最不看重的
就是条文。表现在现实中，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上至
中央，下至小小的社会团体，莫不如此。各种纲要、战略、决定，讨论
时热热闹闹、字斟句酌，过后可能因某领导人一句话就搁在一边。白鲁
恂把这称为中国式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的核心是认为一旦情况变
化了，行动也要跟着变化。美国的政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扭曲本意
也要证明他们的观点也是前后一致的。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行为被认
为是由具有约束力的原则所指导的，因此政治家仅仅因为条件发生了变
化就改变其公开宣布的立场是无法容忍的。与之相比较，中国领导人则
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其立场是十分自然的。对他们来说，适应形
势是一种智慧的标志，也是力量的标志，显示出有能力作出政策变化。
表现在对外政策中，中国人难以理解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采
取的立场，因为美国的行为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足够的改
变。而对中国人自己来说，作为务实派，他们在中苏、中美、中越和中
印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在友好、对抗乃至战争之间作出政策改变是理所当
然的（《文化》第85—86 页）。白鲁恂的这些分析是饶有兴味的，不过
似乎也有缺失。因为他没有讨论利益因素。显然，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
间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恰如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所说，“没有永恒的
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无疑是国际关系中的
一条铁律。在中美、中苏、中越、中印诸关系中，利益当然也是最根本
的因素。为何尼克松这样一个最反共的美国共和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