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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的宪法研究过多地注意了规定性，而不注意对中国
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政制运作的概括和描述。依照这种观点，结论之一必
然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宪法。的确，中国直到近代以前一直没有成文宪法，
也没有与近现代西方相似的实际的宪法制度。但这种观点的最大误区是
否认任何社会政治运作都具有制度性的因素，它进而使我们不重视对中
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运作的考查总结概括。同时，这种观点又是以西方
宪法（甚至是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标准的产物：如果说我们历史上没
有与西方宪法类似的东西就没有宪法——宪法在此被神圣化了，宪法被
等同于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西方的意识形态（17、18 世纪的西方的政治
国家话语）。却伯的著作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由中国人制造的西方
宪法中心的迷思。却伯的著作雄辩地也切实地展现了美国宪法的演化、
发展及其内在模式的流变。今天的美国宪法的确还是二百多年前的那部
宪法，但却伯的分析却显示又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那部宪法。却伯
说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Nation）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
动的话语。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来重新考查中国
历史和现实，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也许
我们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却伯的著作还指出一点，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和永恒有效的宪法制
度模式（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自1789 年革命
以来宪法已换了多部，而英国从来就未曾有过一个确定的宪法文件），
宪法模式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如果我们以那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观
看待宪法，试图设计一个万古长新的制度，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中必定
是一个失败。无疑，中国当前的改革要求政府转换职能，减少政府对社
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如果以为这就证实了18 世纪西方的宪法观
（有限政府、三权分立等）是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
同却伯教授的细致分析所表明的：在现代社会，为了社会的利益和保障
个人权利，政府应当、同时也必须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
美国宪法毕竟持续了二百多年了，除了添加了26 条修正案（而其中
大约只有十几条意义特别重大），美国宪法文件没有变化；那么美国宪
法又是如何得以演化流变的呢？却伯教授的著作（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关
于美国宪法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点）表明了法官、律师对宪法文件的阐
述性的适用是推动美国宪制适应美国社会变革的动力。通过这些人的相
互冲突性的合作（一个矛盾的表述！），一部明知含糊、故意不确定、
甚至今天看来曾有过重大历史错误的（关于美国黑人不算完全的人的文
字仍然存在）美国宪法变成一个非常细致具体的可操作化的制度。只要
粗略一翻，读者就可以感受到那些如此一般性的语言在这些法官律师的
手下竟变得如此精致微妙和具体，如此富有可塑性却又如此坚韧；因其
可塑，所以美国宪法可以随美国社会发展而流变；因其坚韧，所以美国
宪法又确实在规定限制了美国社会和政府。而这一切又不是恣意的决
断，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证明的（justification）。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赞美美国宪法制度本身，而只是
在赞美美国法官和律师们的工作和技巧，赞美他们在传统中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地维护了美国社会制度。一部宪法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张力，在
我看来，主要不是宪法文字的功绩，而是实施者的功绩。这种宪法的实
践传统是中国法律界非常缺乏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
界把宪法只作为一种理论，而未能以自身的法律学识和法律技巧将之投
入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的宪法理论缺乏活力。我们最多只是直
接粗糙地引述一些宪法条文，其中看不见知识、看不见语言和现实的丰
富潜在性。而其原因，我并不如同一些学者那样将之归结为中国的政治
意识形态，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我们法学界和法律界学术传统的欠缺，我
们智识的开发不足。
由于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中国的法律传统，多年来中国在翻译介绍
美国法学著作时常常出现一个接收美学的问题，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不
涉及或很少涉及美国司法判决的学术著作（例如可称之为美国法学第一
名著的霍姆斯的《普通法》至今没有一个中译本，甚至节译本也没有）。
这有预期读者的问题，也有译者自己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对美国法律
影响最大的可以说首先是法官的司法决定（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称之为
出色的甚至是第一流的法律论文），其次是从具体案件的分析下手的法
学著作。因此，如果要想真正了解美国法律，也许我们法学界和法学翻
译界应当作一个知难而进的方向调整，把目光扎得更深一些。却伯教授
的这部著作就是基于对宪法性司法决定的分析而写出的著作。对中国读
者来说，初读这部著作，也许与我们习惯的理论性宪法著作的概念相悖，
会感到难以把握。但这也是我们拓展自己的关于理论学术著作的视野和
增长把握学术著作的能力和机会；是我们更切实而不是泛泛了解外国法
所必需的。这也是我认为值得推荐却伯教授的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
——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李强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先生是当今西
方公认的汉学权威。史华兹一生勤于笔耕，其著述涉略传统中国思想、
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方面。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几乎
所有这些方面，史华兹都以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分析为学术界提供了
具有权威性的论述。PaulA。 Cohen 与 Merle Goldman 曾这样描述史华兹
的学术贡献：
在将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史华兹通过自己的教学与著述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主
要人物。他设定了这一领域的标准，尤其是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些标准对美国乃至全
世界的学生与学者既是一种指导，也是一种启迪的源泉。［1］
在史华兹的诸多著述中，《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下简称《严
复与西方》）是一部代表其学术观点与水平的力作。［2］。。 该书问世三十多
年来，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的必读书。它在中文世界
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从六十年代起，台湾的学者就有评介它的文字，并
有若干节译或译本。［3］。。 大陆学者也对这部著作早有注意，并在最近几年
将其迻译为中文。［4］。。
《严复与西方》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它提供了
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史华兹从严
复思想的研究入手，阐释了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
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的一套整
体分析。
史华兹从严复入手揭示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性质，确实是独具慧
眼。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范式的转型。自十九世纪中叶
起，儒家思想的传统范式由于无法解释、应付随着西方入侵而产生的严
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逐步受到怀疑、挑战、乃至根本否定。中国知识
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库恩（Thomas S。 Kuhn）所
谓的新的范式。［5］。。 正如史华慈所说，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与二十世纪最
初十年中成熟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价值观念的真正变革者、西方新观念
的载体”。［6］。。 而严复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有范式寻求意义的人物。
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学者。严复所提出的
问题、以及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思
想发展的方向。
史华慈研究严复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评价。史
华慈循韦伯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认定传统中国文化缺乏内在活力以及
改造社会的能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思维倾向乃是接受欧洲
文明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史华慈断言，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反映了
与传统思想的决裂。［7］。。 根据史华慈的分析，欧洲思潮中对近代中国思想
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严复介绍入中国后，
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其一，社会达尔文主
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
同的社会道德目标。根据史华慈的解释，传统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
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的
道德与价值观。这就是说，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保教”比保国更为
重要。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表现出巨大的惰
性，而未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道，原因即在于此。由于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个人是国家有机体的一分子，“保卫国家
有机体的生存乃是个人的最高职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华慈认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向现
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根据史华慈
的观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知识界的所有精神探索都可
以归结为对国家富强的无休止的追求。这种民族主义的迷念驱使中国知
识界拥抱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以寻求实现国家强权的最有效的道路。
其二，根据史华慈的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
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
段。用史华慈的话来说，这一手段即是“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
精神”。该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提升人的能力（energy），崇尚“争”的
哲学，褒扬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及崇尚权力的扩张。
在史华慈看来，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以及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构成
严复思想的核心，同时规约了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根据史华慈的解释，
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建立在“个人是社会的目的”这一价值观念基础
之上的。而严复仅仅将自由与民主视为提升个人能量、从而最终促进国
家富强的手段。在他看来，这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预示着后
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他断言，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渴求
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由于，在通向
富强的道路中间，有比自由主义更为有效的捷径。譬如，“苏联式的建
设性权威主义（positive authoritarianism）便是这样的捷径。［8］。。
史华慈在严复研究中提出的这些论断对西方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