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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
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
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
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
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
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
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巨仆。
史学家吴晗也有近似的认识：
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
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
强调“皇权”意味着不受外来理论的束缚，坚持本土的特征。这在
半个世纪前的知识分子笔下是多么自然顺畅。
当代“封建论”者会说，政治结构姑且可以这么说，经济结构却一
直是封建类型。事实上经济从来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政治结构中打碎
了贵族的身份制，农民干好了可以当地主，布衣可以经科举成为官僚，
这与西欧封建制是多大的差别，岂是一个“封建”可以统摄。这是此书
之外的话了，就此打住。
从皇权入手，费孝通抓住了秦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他说：
从权力结构上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
份：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
可惜的是，他只在皇权与绅权的研究中开了个头。帮权与民权尚未
起步，就永远中辍了。只能留给后来的有心人去思考这些念头可堪挖掘
与否。
第二个是知识分子角色问题。费孝通在《论知识阶级》一文中一开
端就提出了如下问题：
知识怎么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呢？可以分化社会的知识是
什么性质的呢？这类知识怎么会独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里？这种独
占有什么好处？怎样加以维持？这一部分怎样在社会里构成阶级？
这是非常出色的一组问题，他是这样解答的。可以成为分化基础的
东西必须是可识别的标帜，如性别。知识分为两种：自然知识与规范知
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掌握了后者的人。为什么劳心者治人，是因为
规范的实行需要权威。规范知识人人都可学到一些。当规范、传统、文
字三位一体时就产生了排外的“知识阶级”。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进展，
搞自然知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前进思变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着眼于
规范的维持，他们必是卫道的。这种分析的路数与兹南民基很有相似之
处，只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仍有独到的见识。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费孝
通说：
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也许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处于领导
地位的知识分子曾象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命运上这样无
足轻重。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这个地步？。。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前
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
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
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种知识成为
阶级的旧形态。
这一问题问得无比敏锐，然而解答却是不得要领的。历史新开出的
一大玩笑是把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驱赶到自然知识的范围里，却缴械了
他们掌握规范知识及其实施的权柄。
第三个问题是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即皇权——执政的系列与绅士—
—知道怎样统治天下的系列的关系。二者关系起于二者的分离。士始终
抱着与政统结合，甚至制约皇权的企图，他们的理想——王道便是政统
加道统，但结局却是制约皇权的失败，最终屈服于皇权。费孝通说：
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
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采之流。。在政治命运上说，他们很早就是个
失败者了。
在这一点上吴晗与费孝通有着最大共识，吴晗形象地描述了士与皇
权从共治天下到沦为伙计、奴隶的过程。
这一视角在以后得到了发展，余英时对政统与道统又有新的论述，
即使没有直接，也该间接地受到费孝通的这一思想的影响。
这本书中除去费孝通与吴晗的七篇外还有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之
功力显然不如费与吴。但也可以见到一些闪光的思想。比如史靖在《绅
权的继替》中论述了西学冲击后“从前曾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为
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学校所灌输的大部分是适应工
业文明的观念意识与技术，。。在都市以外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
农家子弟一旦进入新式教育，往往要尽量留在城市。。。原来应该继承
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宵小遂趁机操纵，
基层政治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同类论述中最早的和最深刻的。
综上所述，本书选取了几个独到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与
知识分子，极具启发性。
就学理的缺憾而言，他们大概没有了解到曼海姆、兹南民基的论述。
如果能深入地理解了曼海姆所论述的unattachedintellectual（不束缚
在某一位置上的知识分子），或许费孝通及他者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柳
暗花明又会有新的见解。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只能作死学问。费孝通无疑是他这一代知识分
子中最具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的社会科学家。吴晗亦是一位最重视打通
古今的史学家。使后生惊讶的是，在一部披上了如此迷人的题目《皇权
与绅权》的讨论中，他们竟把皇权当成一种古董与化石来讨论。他们如
此痴迷于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关系的分析，却从未企图以这种分析关照一
下下一个时代，哪怕是从一个最不情愿的小概率出发。他们看不到在他
们于书斋慷慨论道之时，中国几大政治势力正作生死角逐。这场生死劫
争不是书生可以左右的，但一个智者总该考虑一下，知识阶层占取一个
什么样的立脚点才能保证自己社会功能的发挥，才不会如以往的士阶层
一样淹没在皇权之下，才能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为什么在
一场巨变前，我们的智者毫无察觉。
费孝通自己说，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最满意的是《生育制度》。的
确，那本书最自成一体，最完整。但《乡土中国》与《皇权与绅权》的
关照更博大，更诱人，更富启发性。特别是《皇权与绅权》，不过三篇
小文，远不完美，却令人感到其厚积薄发之势：行文左右逢源，卓见俯
拾皆是，论述自然谦和，却难掩逼人之才气。那年费孝通38 岁。那是他
第一次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就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也是他最后一次，以
后尽管他拥有了学术生命，他再未触动这一领地。这部著作，对费孝通，
对留在大陆的那一代学者，都是绝响。
我的好友薛涌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八十年
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
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
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
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 年！”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
费孝通五十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
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
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 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
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
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
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
地回答出来的。
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张曙光
一、引言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
学系助理教授王绍光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博士的一
部力作。该书是在《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
家能力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成的。研究报告一经提出，就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外传媒纷纷报导，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及有关
方面相继调阅，一些学者也在报刊发表评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就更多。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报告提出和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而
且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2）报告的“进谏”性质和目标明确，报告的结论正好符合了某种
政治的需要；
（3）作者的鲜明立场，文章的磅礴气势，大量的数据实证和旁征博
引。
这一切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真可谓举世瞩目。然而，《报告》
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是一般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而是
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问题。至于《报告》作出的
回答，则很难令人满意，仔细读来，总感到其理论依据不足，甚至还有
些偏执，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于考察这样的问题是否恰当，也值得怀
疑；如果理论和方法出了问题，那么，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也
就发生了动摇。
为了以下的讨论不至于发生误会，首先需要对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
作出明确界定。在人们平时的理解和运用中，国家似乎与地域联系得比
较紧密，而政府则与权力结合得更加紧密。从权力结构来看，现代国家
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政府则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
政府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
＝政府；狭义的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经济学上的政府一般指广义
的政府。《报告》虽未明确指出，但却是这样运用的，本文指出这一点，
是为了更方便地运用这两个概念。
二、国家作用：积极，还是消极？
《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为
了得到这一结论，作者不仅考察了中国国家能力下降的事实，而且分析
了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在这种分析中，作者明确
① 盛洪、张宇燕等曾阅读过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也就本文的评论召开了专
门的理论讨论会，胡鞍钢先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有助于笔者准确把握《报告》
的精神。在此一并致谢。
告诫人们，“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
（《报告》页128，以下只注页码）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有没有人这样认
识和主张，对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国人来说，仍然是警世之言。
但是，从《报告》的基本倾向和具体论述中，人们却看到和闻到了国家
万能论的味道和神化国家的企图。这集中反映在作者如下的论述中。
1）国家（其代表为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
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第1 页